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豫报》在河南开封创刊。吕琦与向培良、高歌等同在开封编辑《豫报副刊》，吕琦是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这一次，吕琦等人将他们编辑的报纸寄了一份给远在北京的鲁迅，这一篇文章是鲁迅给蕴儒、培良二人写的回信。蕴儒就是吕琦，培良就是向培良。
收到学生们编辑的报纸，鲁迅很欣慰。“因为它那蓬勃的朝气，实在是在我先前的豫想以上。你想：从有着很古的历史的中州，传来了青年的声音，仿佛在豫告这古国将要复活，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呢？”鲁迅愿意看到朝气蓬勃的青年奋发向上地做着事，他始终认为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在青年人身上。
如同在《忽然想到之六》中一样，鲁迅再次重申了他的主张，他认为中国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生存、温饱、发展，而不是复古。“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不过，与上一篇文章不同的是，他对这三个目标分别进行了阐释，并着重强调“不要苟活”。“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要生存，但不是麻木地、沉默地、苟且地生存。要生存，是要清醒的认识，要保持愤怒，要昂扬的斗志，要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抗争出一条生路。
首先，鲁迅认为，太爱惜生命，不敢抗争，那不叫生存，叫苟活。“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
其次，复古也是没有出路的。复古，一味地遵循古训，对中国的现状并无益处。“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遵循古训，也就是循规蹈矩、固步自封、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个样子像什么呢？这里，鲁迅举了一个巧妙的例子，这就像坐监狱。“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罪；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阙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监狱之中何其安全，但是就连犯人都不愿在里面呆着，因为没有自由。鲁迅以此来论证了复古主义的不可行。“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所以，求生存，但不是苟且地活着，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总得将青年从牢狱里引出来，路上的危险，当然是有的，但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险，无从逃避。”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鲁迅对青年人的殷切希望，他始终相信“少年强，则国强”。
鲁迅一向不肯以青年人的导师自居，他生怕会误导了青年人，但他对青年人的提携和帮助，却一直没有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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