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暴君在位怎么办？革除暴君，改朝换代，这种在儒家眼里属于以下犯上的人，究竟是圣人还是乱臣贼子？“汤武革命”这个话题为何是儒学体系里的一个经典难题？
答：1、暴君在位怎么办？革除暴君，改朝换代，这种在儒家眼里属于以下犯上的人，究竟是圣人还是乱臣贼子？
——以下犯上，成功的是圣人（商汤王、周武王）或是开国皇帝，失败的乱臣贼子。
2、“汤武革命”这个话题为何是儒学体系里的一个经典难题？
①“汤武革命”
夏朝的末代国君夏桀是个著名的暴君，商汤推翻了他的统治，建立商朝。商朝的末代国君商纣是个更著名的暴君，周武王推翻了他的统治，建立周朝。
在儒家的圣人谱系里，商汤和周武王都是圣人，这就意味着，他们的以下犯上在儒家意识形态里是被认可的，史称“汤武革命”。
②圣人当初的两难，也是所有后世革命者的两难
借用《熊逸书院》“破窗理论并不荒谬”中的一段话：
“......汉朝有一部集道家之大成的《淮南子》，里边讲过一个更加匪夷所思的故事：周武王灭掉商纣王，得了江山，可心里不大安稳，于是请教姜太公说：‘我夺了商纣王的天下，这是以臣弑君、以下犯上的行为呀，如果后世有人效法我的样子，搞得兵连祸结，那可就不好了。你看这该怎么办呢？’
姜太公答道：‘大王您能提出这个问题来，这很好。这就好比打猎，猎物还在活蹦乱跳的时候，猎人唯恐把箭射轻了，可等到猎杀成功之后，又希望猎物的伤口越小越好......’”
③“汤武革命”这个话题确实让后世皇帝很为难
“汤武革命”意味着，革除暴君、吊民伐罪、改朝换代的人就是圣人，后世任何一个皇帝都很难接受这样的价值观，更不愿意宣扬这样的价值观。
但如果公然要求百姓服从暴君的统治，在任何状况下都没有反抗暴政的权利，这种不讲理的话毕竟也很难说得出口。
二、汉景帝用暗示的手法把“汤武革命”问题设成学术禁区，识趣的人自然就会避而不谈，这是高明的政治艺术。但回避问题总不如解决问题来得彻底，司马光要做的，就是大大方方地解决问题，他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答：原文：“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
1、司马光认为，“汤武革命”只是罕见的特例，后人当然也有权反抗暴政，但必须集合起“汤武革命”的全部条件才行。
2、这些条件是：在位的天子像夏桀和商纣一样暴虐，带头反抗的人像商汤和周武王一样仁德，并且人心所向，天命所归。
3、如果这些条件不能齐备的话，那么君臣关系就绝对不能动摇，臣民就算去死，国家就算灭亡，也不能以下犯上。
司马光举出两个典范人物：商朝的微子和吴国的季札。
“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
三、改革领袖宋神宗去世的第二年，宋朝开始实施司马光的还地政策（西夏六寨），用土地交换战俘。对于这一举措，反对派的意见是什么？司马光和他的支持者理由是什么？
答：1、反对派的意见是什么？
——反对派的意见是：国家利益大于一切，哪有把千辛万苦打下来的土地拱手让人的道理。
2、司马光和他的支持者理由是什么？
①司马光和他的支持者最根本的理由是：觉得当初“得之不武”（详情略），显得没有大国风范，且那些武将夺地建寨，只是为了自己立功，完全不是为了国家考虑。
（当然，司马光也不会完全只讲儒家的正当性原则，所以接下来他又论证这六寨对于宋朝来说其实弊多利少，还给西夏才最合算。）
②之所以觉得“得之不武”是基于儒家的“义利之辨”和司马光“礼高于一切”的政治原则。
儒家以道义为原则，利益只能作为道义的副产品，而不能作为道义的目标。如果道义不能带来利益，那就应该舍利取义。
堂堂天朝上国，不能沦为一个不讲道义，只讲利益的国家，那和夷狄还有什么分别？如果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一味以国家利益至上，那就相当于帮亲不帮理，太没有君子风范了。
③司马光倒也不是完全不讲利益，只不过在他看来，礼才是一个国家核心利益的最高保障。如果用非礼的手段获取利益，只会因小失大，为着眼前的、表面的利益埋下深刻的、长久的隐患。
四、司马光把礼摆在政治生活的首位，这是原则层面的事，而在操作层面，礼有两种表现形式，分别是名和器，简述何为名？何为器？要想维护礼制，就必须在名器问题上一丝不苟，举例说明按周代礼制，编钟和繁缨这两种“器”和“名”如何匹配？
答：1、简述何为名？何为器？
简单讲，名就是被公开赋予的身份，诸如国君、大臣、父亲、儿子；
器就是和名相匹配的物件，比如九鼎是天子专享的。
2、要想维护礼制，就必须在名器问题上一丝不苟，举例说明按周代礼制，编钟这种“器”和“名”如何匹配？
按照周代礼制，不同等级的贵族都可以拥有编钟，但级别不同，编钟的悬挂方式就不同。
天子的编钟，东西南北四面悬挂，围成一个正方形，称为“宫悬”；
诸侯，三面挂，称为“曲悬”；
大夫，左右悬挂，称为“判悬”；
士，只挂一面，称为“特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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