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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尚未分级

影片尚未分级

作者: 小鹿姐 | 来源:发表于2018-06-07 19:24 被阅读43次

    文/小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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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调查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的纪录片《影片尚未分级》(The Film Not Rated Yet),2006年在美国上映时引起轰动。导演科比·迪克矛头直指美国电影分级委员会(MPAA:The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他和摄制组雇佣了一名私人侦探,调查美国电影分级委员会成员们的身份和背景;他还采访了多位电影人,抨击MPAA在好莱坞大片与独立电影、异性恋与同性恋、暴力与情色上的多重分级标准。这部因题材敏感被评为“NC-17级”(17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允许观看)的电影,在圣丹斯电影节、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上大出风头之后,当年秋天在大荧幕上与美国观众见面。

    科比·迪克发起的挑战是他的中国同行们难以想象的。2012年末,导演谢飞在网上发表了一封《呼吁以电影分级代替电影审查的公开信》。在十八大闭幕、新一届中央政治局领导班子诞生之时发出这样的声音,谢飞导演在公开场合表示,“新政府即将诞生,大力倡导继续改革,我们电影人也不应该放过这个好时机”。废除电影审查制度、制定电影分级制度的讨论,就像一个循环,不断重现又始终无解。每过一段时间都有人站出来呼吁,结果却总是原地踏步。这一次,广电总局旗下的电影审查机构依旧以沉默作答。

    在这封公开信中,谢飞写道,“(中国)从五十年代开始行政方式的电影审查,到1997年经国务院批准,制定了电影审查规定,开始了行政法规的管理”。中国的电影审查有哪些程序?根据2001年国务院通过的《电影管理条例》,电影制片单位要两次送审:出厂前将剧本送审、备案;拍摄完后,再次送审。影评人张小北说,“第一是内容审,第二是技术审。内容审的时候通过了,到技术审的时候再提内容意见,电影制作方就疯了。在拷贝制作完成之后,对内容的任何修改都不是说剪一下那么简单,整个后期得全部重做。”

    2012年,多部国产片在技术审环节遭遇修改。陆川在上海电影节上表示《王的盛宴》因为电影审查,已将原定于7月的档期延迟到11月;拿下柏林电影节最佳摄影奖的大制作文艺片《白鹿原》,在即将上映前夕被临时召回;就连冯小刚现实主义题材的《一九四二》,也在审查上让投资方王中磊捏了一把汗。张小北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不拿《王的盛宴》和《白鹿原》做例子,这两个片子被公开披露的信息太少。我们来说《浮城谜事》,你可以在网上查到很多,因为娄烨导演把所有的审查意见和回复都在网上公布了。电影业很多有效信息实际上是被垄断了,知道的人不会说的,说的人其实完全是在瞎猜。”

    正如张小北所说,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备受争议第一个原因是不公开。独立电影批评家张献民在《中国大陆1990后禁片史》中,把这个由36人组成的电影审查委员会,描述成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他写道,“大陆电影审查制度是个公务员内部的制度。它不对公众开放,不象多数法庭审判或价格听证。电影拷贝交付电影管理局后,送拷贝的创作者或投资人没有正当渠道了解谁将看、或已经看了,只能采取通过朋友打听等非常形式。如果一个创作者或投资人通过特殊渠道了解到这些情况,他是个非常有办法的人。这种做法本身充满非体制、“地下”的色彩。”

    另一个原因是审查标准模糊。“告诉你这里要改,为什么要改不告诉你。还有,这个镜头这次过了,下次未必能过。《浮城谜事》审查机构关心的焦点在于,男主人公用铁锹杀人的时候砸了17下,你给我剪到2下或者3下。娄烨最后只好把3下之后做黑屏处理,保留了画外音。”张小北说。《电影管理条例》对于禁止拍摄的内容,只有十条概括性的描述。比如第七条“禁止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对于电影制作的技术标准,也只有“电影技术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标准”一句话。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是封闭的、不透明的、模糊的空间。使得中国电影审查制度被视为“人治”而非“法治”。

    作家阿城曾经在一次讲座上谈到电影审查。一位在场的职业编剧回忆说,“阿城十分悲观,似乎这小小的分级制,是一把庖丁的小刀,能把整个政体、政权,全部解剖……这是它最大的阻力。”电影审查的阻力,甚至能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中分析,“共产党从不把战争看成仅仅是军事问题。一支八路军部队常常不只是一个作战组织,而同时还是一所学校、一个剧团、一个劳动合作社和一个政治俱乐部。”这些历史和国情,让中国电影业成为一个同新闻业同样重要的阵地。在电影拍摄许可证发放之前,中国没有电影企业,只有国有电影厂。在2002年院线制改革之前,各大电影制片厂主要使用国家拨款拍主旋律影片。

    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说,“其实电影审查问题不是仅仅是电影审查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国家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标准尺度问题,电影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分支。把电影业当成传媒行业来管理,就会用过分苛刻的标准去管理它,就会出现很多话题不能碰。文革题材不能碰,神、鬼、轮回不能碰,一些重要人物不能碰、民族问题不能碰……”。但王长田并不认为责任在广电总局电影局。他说,“在历史形态的整个大的领域里面,电影局是极力推动电影市场化的部门。中国为什么这两年电影市场发展的这么快,是跟广电总局这一块的管理是有关的,是他们推动这个东西,整个行业还是应该感谢他们。”

    提起电影分级,许多人都会用美国作为参照物。美国的做法很特殊,从未出现由政府管制并运营的、事前审查的电影分级系统的国家。但无论是漫画分级还是电影分级,背后的支持者仍旧是参议院。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女权主义和劳工运动等争取自由的时代浪潮下,美国电影工业发生了变革。1968年后杰克·瓦伦蒂(Jack Valenti)成立美国电影分级协会(MPAA)。将电影分为五类:G适应用各种观众;PG有少量暴力、脏话;PG13,13岁以下的孩子需父母陪同;R 限制级,17岁以下需要成人陪同;NC-17,17岁以下不许入场。其核心目标,是帮助父母做出孩子是否应当看某部影片的决定。值得一提的是,米高梅、索尼、福克斯、华纳等六大电影公司都是美国电影协会旗下成员。虽然电影分级对制片方采用自愿参与的方式,但没有MPAA的评级和印章就很难进入院线放映。

    美国随之进入了“一个令人兴奋又困惑的时代”。大西洋月刊记者詹姆斯·费洛(JamesFellow)在梳理1968年至1975年间美国电影时,发现《猫头鹰与猫》、《午夜牛仔》、《发条橙》和《最后的探戈》等影片都拍摄于这个时期。以至于他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是好莱坞电影成长期的一个高峰,也是色情电影的黄金年代。人们在电影院门口大排长龙,等待入场看清晰地情色影片”。电影分级制度给美国社会深远影响。《电影造就美国》一书作者罗伯特·斯科拉(Robert Sklar)曾说,“如果有人违法,不管是不忠,还是酒精上瘾,美国电影都应该为之付出代价”。而在美国一些保守社会组织眼中,MPAA是一个“电影分级制度的谄媚者”,“一个多年来放松分级标准,协助美国六大电影公司做坏事的帮凶”。

    在谈到“用电影分级制度代替电影审查”将带来那些进步时?张元导演的答案是,“让儿童得到保护,让成人得到满足,让创作者的思想不受约束”。在分析了电影审查在中国的历史,电影分级在美国的情形,不难发现,“保护观众的利益”只是最表面的说法,背后是电影人与电影审查方对创作权力的争夺。中国电影人想要美国式的电影分级权力,审查方根本懒得回应。在双方悬殊的力量对比下,显得荒诞无比。用知名乐评人王小峰在知乎上的回答,“电影分级是个死结。放心,你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你要有信心把他们耗死在通往毛片的路上。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白垩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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