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我怀着对大都市和新生活的向往，离开老家，坐上北上的列车来到北京。
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北京工作，我先到他居住的地下室落脚，然后开始寻找工作。
几个月后，他离开北京，去南方谋求发展，我则继续在地下室生活了两年。那个地下室在北京朝阳区老国际展览中心对面的一栋居民楼底下，紧邻三环路，附近有北京最早的一个家乐福超市，交通和生活非常方便。
地下室由于租金便宜，而且地理位置不错，成为囊中羞涩的北漂们的首选。
当时互联网还是新鲜东西，我求职主要靠报纸上的广告和参加人才交流会。那时候国展隔三差五就举行人才交流会，那场面人山人海，相当壮观。但求职的效果很不好，每家单位都收到好几摞近一尺厚的简历，我记忆里后来约我去面试的没有几个。
没有交流会或面试的时候，我就在同学租住的地下室小屋里看书，或买来报纸看招聘广告。
那个地下室其实算是半地下，在地面以下3米左右，还有一两个小窗户透气。真正的地下室要深得多，而且完全没有窗户。
地下室中间有一条狭长的走廊，两边被承租人打上隔断，隔出许多三至五平米的小屋。多数屋子仅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小床头柜。个别屋子有开向地面的小窗，可以透进来外面的空气和微弱的光线，这些屋子的租金自然要贵一些。多数屋子都像一个铁桶，密不透风，如果不开灯，伸手不见五指，让人心里有一丝惊恐和不安。停电的时候，整个地下室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隔断是用类似简易房的材料做的，隔音不好，隔壁睡觉时的呼噜声，滚床单时发出的声音都可以听见。
地下室有四个水龙头，早晚可以排队洗漱；还有两个独立的蹲坑式厕所，男女通用。管理员在厕所门口贴着提示：请将安全套和卫生巾扔进纸篓，不要扔进蹲坑，以免堵塞。所有人对这则提示似乎都习以为常，只有初来乍到的我看见时心里感觉一丝尴尬。
早上起床时，厕所非常紧张，经常里面的人还没有完事，外面的人已经急得在门口走来走去。等里面的人刚一出来，顾不得气味不好，就赶快进去，不然就被别人占了。
很多人在地下室走廊里做饭，用的是从外面市场上买的小罐煤气灶。现在想想，不论是地下室不通风的环境，还是那些生产厂家不明的煤气灶，都是很大的安全隐患。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些常识，但当时没有人把这当回事儿，因为在生存的重大问题面前，顾不上考虑这些小概率的危险。
地下室宛如一个社会的缩影，居住着形形色色的人，在近20年后的今天，那些人和那段日子我还记忆犹新，但我再也没有见过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只有一个人除外，因为她成了我的老婆。
图片来自网络，与我居住的地下室很像。没有相机和拍照手机的年代，我只剩下记忆。
**王幸失恋**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王幸突然从脑海里蹦出来，让我自己也感到惊奇，因为此前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想起过这个人。
王幸是个女孩，身材苗条，皮肤白皙，留着童花头。我记得她是保定人，在双安商场做化妆品销售工作。在走廊遇到她时，总是面带笑容，让人感觉和善可亲。她和男朋友住在我们斜对面的小屋。她男朋友身材高大，平时早出晚归，还经常到外地出差，在地下室遇到时也不和人说话。
王幸和地下室另外两个女孩燕红和刘欣是好姐妹，我经常听到她们聊天说说笑笑的声音，闲暇时她们也经常一起做饭。记得那年的中秋，我同学已经去了南方，这三个女孩做了很多菜，还邀请我加入她们的聚餐，给那个多雨而寂寥的中秋留下一丝温暖。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地下室都只看到王幸一个人，没有再看到她男朋友。有一次洗漱时遇到她，我顺口说很久没有看到你男朋友，他出差了吧。王幸顿时变了神色，眼泪夺眶而出，告诉我他们分手了，然后匆匆回屋去了。
我有些愕然，也没有机会说什么。后来听燕红说，她男朋友的父母不同意他们在一起，他也拗不过父母，回家和父母安排的人见面，都准备结婚了。
我不理解王幸这么好，他父母为什么不同意，这里面的深层原因也没有机会知道。后来我在单位连续值班期间，王幸搬走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待续）
( 简宝玉写作群日更打卡第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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