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我的老房子
得知老房子已经被静安拆掉了,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这些天一闲下来就想老房子,一想起来心里就不由的难过。 离开家已经十多年了,房子也闲置了十多年。
本来就是几间土房子,四面墙都是用土夯打起来的,屋顶也是盖了一层土,然后抹上泥巴。整个房子上没有一块砖也没有一片瓦,是地地道道的土房子,牢固和结实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又十多年没有住人。谁都知道房子一旦没有人住的话,慢慢地自行就会坍塌的。老房子目前尚未坍塌是多亏了堂弟们在照管和维护,该扫雪的时候扫雪,该抹泥的时候抹泥。尽管如此,房子要坍塌的迹象一年比一年明显。这几年我每年都要回去一次,明显看到后一次比前一次更破旧,给我灰暗的心情更增加了几分伤感。
老房子是相对新房子而言,尤其对一个家庭来说,有了新房子才把以前的房子叫做老房子。对我这样没有一平米新房子的人来说,为什么我要把自己的那几间土房子也要称为老房子呢?因为房子被烟火熏得又黑又脏,墙壁上的泥巴掉的差不多了,看上去也很像是一座老房子,再说也已经快五十年了。一共有五间房,其中三间是父亲修的,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第一年,也就是一九六三年,那时候生活非常困难,但父亲身体强壮,材料也极其便宜,没费多少力就修成了,我就是出生在那三间房子里的。还有两间是我修的,修房子那年我十八岁,距今也有二十七八年了。尽管大木头没有花钱,砍了几棵父亲生前栽种的白杨树,细小的木料,像柳条之类家里没有,必须要到山后的杂木林里背,那时候我已经算成人了,如果没有病痛的话,也不是问题,可那时正是腿脚疼痛最严重的时期,到山后背一捆柳条就腿疼的下不来炕,得静静休息两天,隔两天背一捆,半个月才将柳条背够。好在那时候人们不出门打工,也不为了种当归拼命开荒,一到农历五六月,人们比较闲暇,互相帮忙干点活没人那么斤斤计较,二叔是木匠,工匠钱也就省了下来。修房子的过程中二叔、四叔和六叔干的最多,母亲为了让修房子的人吃到可口的饭菜,把家里仅有的一点腊肉全拿出来了,记得封顶的那天母亲还上山去折来蕨菜,给叔叔们做下酒菜。
那年年底我有了自己的房子,不再和母亲同住一个屋子里了。除夕晚上第一次和兄弟们在我的炕上喝酒打牌,那是一件多么爽心的事。
一想起老房子就想起冬天下过一场厚雪,除了扫雪、管管牛羊其它什么活计也不需要干,一整天便躺在母亲烧的暖烘烘的炕上看书或者写东西,看累了的时候揭开窗户纸看看院子里吃草的牛羊,和草垛上啄食的麻雀,然后又埋下头去|;一想起老房子就想起在夏天的时候,中午从地里干活回来,喝上半瓢凉水然后坐在面前的树下乘一会凉,或者把门窗全部打开,躺在炕上睡一觉,醒来后又去下地劳动了;一想起老房子就想起秋天打碾庄稼的时候,原本不大的房子里空间越来越狭小,这里放着一堆洋芋,那里堆积着几口袋粮食,白菜还没有地方可堆放,只得放在房顶上搭一个菜棚,但心里的那个充实是自不待说的。
老房子近五十年的生命里,最有意义也最值得纪念的怕是九十年代了,九二年的六月份《金钟》就是在我的那间土房子里诞生的,老房子成了我们经常聚会活动和刻印社刊的地点。社刊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为还原我们办文学社的过程和生活,也曾到过老房,于是老房子以一种虽然贫穷落后但不甘屈服的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 每刻印一期社刊两三个人至少得忙一两天,有时候一直刻印到半夜。母亲抱怨我耽误了活计而嘴里在唠叨,但她心里高兴,二十多年没有白白守候,老房子里终于有了生气。母亲无法理解我们干的工作,但她知道我们干的是好事不是坏事,只是在活干不完的情况下才会抱怨我,从来没有反对我闲暇的时间看书和干文学社里的工作。每次家里来了客人她生怕挨饿或受冷,按时给我们做好饭烧好炕烧炕后才忙别的事去了。
九九年春天母亲去世后,我也离开家到处飘荡,偶尔回去一趟,尽管看见房子上、院子里已经长满了蒿草,打开门屋子里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霉味,但哪里有心情去收拾去管,只好锁上门又匆匆离开。一个月以前进科打来电话说屋顶上草很长,漏的也很严重,让我央求堂弟们收拾一下,不然会坍塌的。知道自己短期内是回不去的,还得流浪数年,直到过几年回家时便不能住人了,思虑再三不如趁早处理掉,于是以一千五百元的价钱卖给了静安。
房子不但有人居住和贮存东西的作用和价值,也是财产和地位的象征。尤其是商品房时代,不但有豪宅、别墅,就是大都市的一般住宅楼一平米两三万元的比比皆是,中小城市的房价也一平米好几千块钱,连最偏僻的农村的小镇子上的房子也一平米两千块钱以上,可我的五六十个平米的房子,我们父子两代人的财产才只卖了一千五百元。房子也有自己命运,和主人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最好的写照。 从现实的角度看,我做出的这个决定是对的,从情感的角度看或许是错了,但房子已经拆掉了,我再能说什么呢。
唉,我的老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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