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你， 每天清早六七点钟就醒，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好像克利斯朵夫的母亲独自守在家里，想起孩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样，我和你妈妈老是想着你二三岁到六七岁间的小故事。"
"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你妈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上面的两段话均出自傅雷写给儿子傅聪的家信里，相信阅过《傅雷家书》的读者一定不会陌生。
在第一段话里，能看到大多数父母的影子，对于长大的孩子，希望他茁壮成长，向外发展，但又不忍孩子远离身边。父母就是这样，从十月怀胎到一朝分娩，辛辛苦苦一步步将儿女哺育成人，为的就是希望子女成才有所用。但是，等到儿女成才之际，亦是离开屋檐独飞之时。作为父母，既为他们而高兴，也为此伤心难过。
总想着打个电话问问近来可好，却几度踌躇，最终还是放下了手中的电话。
在父母的心里，可能不打扰，给予子女足够的空间和自由，也是一种爱吧。
而第二段，写出了一个父亲对孩子深深地忏悔。傅雷在教育儿子傅聪时管教甚严，虽说是望子成龙，但太过严格的教育在一定程度对孩子的心理状况会有不利的影响。打个简单的比方，中国人自古至今一直信奉“棍棒出孝子，严师出高徒”，不能说毫无道理，只是这样的信条之下，有多少父母子女渐渐疏离、甚至反目成仇。本该是世界上最亲密无间的亲人，却变成最不能吐露心声的人。
曾经看过这样一条微博。
傅雷：先做人，其次做艺术家，最后当钢琴家
不知道多少朋友小时候曾被父母揍过、被父母误解过、被父母强加的思想压得喘不过气，现在的你释怀了吗？
“玉不琢，不成器”的道理谁都懂，但傅雷并不是一味的严教，在对于艺术方面，傅雷更多地是对儿子的鼓励与适时的指点，在时局动荡的年代，傅雷与儿子在一纸家书中探讨着着人生、艺术、世事，“先做人，其次做艺术，最后做钢琴家。”这是傅雷对儿子的要求，他曾说“自己责备自己而没有行动表现，我是最不赞成的。这是做人的基本作风，不仅对某人某事而已，我以前常和你说的，只有事实才能证明你的心意，只有行动才能表明你的心迹。待朋友不能如此马虎。一切做人的道理，你心里无不明白，吃亏的是没有事实表现；希望你从今以后，一辈子记住这一点。大小事都要对人家有交代！”
抛开《傅雷家书》不谈，傅雷还是一位作家、美术评论家，更是一位翻译巨匠，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20世纪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协会吸收为会员。
作为翻译家，人们说傅雷“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他向国人译介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深深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优美的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赏析。傅雷一生痴爱艺术，他欣赏艺术的美，常常有独到的发现和感悟，似乎比别人多了一双慧眼。他总能感受到艺术美的精魂，引发起感情的汹涌澎湃，因为他有一颗天真单纯的心灵。他像是活在艺术美的世界里，孜孜地追求完美的艺术境界。太唯美太理想化了，他就显得很孤独，也很痛苦，与世俗似乎有点格格不入。最后，也是为了美，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傅雷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自成一家，他翻译的某些作品至今无人能出其右，他“追求神似而非形似”的风格，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的大批翻译家。翻译不是简单对语言的转化，必须表明文化立场、文化的视野和对文化的追求。傅翻译不仅是简单的文字转换，它作用于文学，作用于文化的意义不可忽略。翻译是打开外面的世界，通过文化交流，丰富自身世界的一种渠道。
傅雷谈翻译
拆句之难，普通话是人工的，缺少方言的生命与灵魂，翻译时总是胆子太小，真正爱好，定能译好。
旧译《高老头》改得体无完肤--极尽方法传达原作意义，而不在字面或句子结构上。
数一数二之书，落入不三不四之手。假定你是原作者，用中文写作，翻译不易有成绩、风格最难讨好，翻译仍需熟读旧小说。
中国人的审美观与西洋人出入很大，译者的个性、风格，作用太小了。
空谈理论没用，主要是自己动手。
吃足苦头，决不能有好成绩。
艺术最难的是完整，译的东西过了几个月看就不满意，非细细研究不能动笔。
天资不足，只能用苦功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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