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是一个文学生长得特别丰茂的国度。这些年风靡一时的歌曲《当你老了》的歌词，出自爱尔兰诗人叶芝之手，孩子们喜欢的童话《快乐王子》的作者是爱尔兰作家王尔德，上海的一些老人喜欢哼唱的沪剧《少奶奶的扇子》也改编自他的剧本《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说到剧本，不得不提到另一位爱尔兰人萧伯纳，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生创作了10多部剧作，被称为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家。至于詹姆斯·乔伊斯，更是世界上所有作家中的作家，能荣膺这样的称号，是因为他创作了两部让人望而生畏却又不甘心与它们擦肩而过的文学巨著《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可就在那两部天书前倍感气馁时，他的成名作、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却又让我们感受到了一马平川的阅读喜悦。
如上所述的爱尔兰作家，几乎都活跃在19世纪后半期或20世纪前半叶。光阴流逝，爱尔兰的文脉却从没有断裂过，今天活跃在世界文坛上的爱尔兰作家，就有科尔姆·托宾、克莱尔·吉根、多纳尔·瑞恩等等。
当代爱尔兰作家，当然远不止这三位，只是，他们三位译成中文的作品中，我读过科尔姆·托宾的大部分作品、多纳尔·瑞恩的一半作品，克莱尔·吉根的作品读得少了些，只精读过她那本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短经典”系列的《走在蓝色的田野上》和刚刚问世的《像这样的小事》，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我更喜欢克莱尔·吉根。为什么？
犹如《走在蓝色的田野上》这一书名，克莱尔•吉根的小说像是一次次地让语言漫步在田野上，很多时候不疾不徐，风吹来雨打来时，也就是紧赶几步，从不疾步狂奔。语言如此，克莱尔·吉根小说中的人物更是如此，总是不紧不慢地应对着爱尔兰蓝色田野上的人情世故。用这样的语言推动这样的人物构成的故事情节，当然都是些毫末小事，所以，刚一拿到《像这样的小事》，读着书名我的即时反应，这就是克莱尔·吉根。
故事发生在爱尔兰东南部的小城镇新罗斯镇。像欧洲所有小城镇，新罗斯镇也有一座修道院。小说的主人公比尔·弗隆在镇上经营煤和木材生意，对生活在新罗斯镇的爱尔兰人来说，可少不了比尔·弗隆的这门生意，因为，那里的冬天太冷，少不得用来取暖的煤和木材。修道院也缺不了比尔·弗隆，不，应该说比尔·弗隆得背靠修道院，因为，修道院是比尔·弗隆的大主顾。
比尔·弗隆是白手起家的，这个始终不知道父亲是谁的男人，从小随母亲生活在镇上有钱人威尔逊夫人的大房子里。威尔逊夫人没有因为比尔·弗隆是女佣的私生子而歧视他，夫人给予比尔·弗隆的最大恩惠是引导他喜欢阅读。自立门户做起了煤和木材生意后不久，比尔·弗隆又娶了自己心仪的女人艾琳，现在已经是5个女孩的父亲。得到了家庭快乐自不待言，但家庭负累也让比尔·弗隆忙得脚不沾地，即便如此，他还一心想着再读一遍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给家庭准备的圣诞礼物，他首选一本大辞典。
那些读过的书会在比尔·弗隆的心里开出一朵什么花？
后天就是平安夜了，比尔·弗隆给修道院送煤，当他费力弄开结了霜的插销推开修道院煤棚的门时，看见里面有个女孩。弗隆判断她在煤棚里待了不止一夜。“我总算出来了。”缓过劲来的姑娘说道。比尔·弗隆当然听清了姑娘说的话，但他还是把她送回了修道院。嬷嬷想方设法的掩饰，让弗隆心生疑虑，等到那姑娘按照嬷嬷的意思洗漱干净后重新站到弗隆面前时，弗隆下意识地问姑娘：“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孩子？”，这一问，让姑娘倒吸一口气后哭了起来，弗隆因此记住了这个姑娘的名字，莎拉。
那以后的几天里，比尔·弗隆始终想着萨拉，“最让他感到难过的是姑娘被人控制着，而他当时就在场，竟然听之任之……”
平安夜，镇上的家家户户都在做着过节的各种准备，比尔·弗隆因为心里装着萨拉而愈发不安起来。照例请煤场的工人们到基欧太太的餐厅吃饭，付账的时候基欧太太警告弗隆：对于那里的事情，你说话可得留点神。”弗隆明白，基欧太太嘴里的那里，就是修道院。但基欧太太还是生怕弗隆不知深浅，又以弗隆的女儿们想进的那所学校其实与修道院是一回事，来加重自己话语的分量。
去小店取到特意为太太预订的圣诞礼物一双漆皮鞋后，比尔·弗隆是想回家的，他知道，太太和5个女儿已经把家布置得很有圣诞节的气氛了，就等他回家。但是，强烈的不安感带着比尔·弗隆又来到了修道院，找到萨拉后对她说：“你跟我一起回家吧，萨拉。”
如克莱尔·吉根替这篇篇幅不大的小说起的名字一样，比尔·弗隆只是做了一件小事，把不被修道院嬷嬷喜欢的萨拉在平安夜这一天接回了家。可读完克莱尔·吉根替《像这样的小事》加的后缀《按语》，一个疑问就会在心头生成：为这个故事起名“像这样的小事”，克莱尔·吉根是否采用了反讽手法？
在《按语》中克莱尔·吉根写道：“爱尔兰最后一家抹大拉洗衣房直到一九九六年才关闭。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和妇女在这些机构里被隐藏、监禁和强迫劳动。一万是个保守的数字，更准确的可能是三万。”那么，三万个女孩和妇女像吉根虚构的萨拉那样被修道院隐藏、监禁和被迫劳动，原因何在？原来，她们要么未婚先孕或者婚外怀孕。因为是不被允许的怀孕生子，产后她们被迫与自己的孩子生离死别，没错，是死别，二〇一四年，历史学家凯瑟琳·科利斯公布了她令人震惊的发现：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六一年间，戈尔韦郡蒂厄姆镇的母婴之家有七百九十六名婴儿死亡……占有这样的资料后写成的《像这样一件小事》，正如科尔姆·托宾所赞扬的那样，“从冬日的天空到最轻微的说话声，再到烘烤圣诞蛋糕，克莱尔·吉根让她的笔下的时刻变得真实——继而变得重要。”其实，科尔姆·托宾的评价也适合他的创作。叶芝、王尔德、萧伯纳、詹姆斯·乔伊斯他们，不都在用高超的文学技巧让自己笔下的时刻变得真实，从而让”像这样的小事“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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