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光旖旎的深圳滨海大道边，我真不愿意看到这个猥琐的老太太。
我估计，她即便是还坐在摇篮里的时候，也绝不是一个可爱的婴儿。
只见这位衣着讲究的老太太熟练地贴近一个粗心的租车客人，佯装要给家人租车却又不明程序而问这问那，趁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踩住那个客人掉落的百元大钞，在四下张望后借弯腰拍打裤腿上的灰尘之机，飞速将钱攥入手中。
正当她伺机溜走之时，只听背后传来一个稚嫩却足以让她崩溃的话：这是我妈妈掉的钱。随即，老太太在唾沫水中被淹没。
我正在通往老太太的道路上，因此对于这个群体的形象和命运格外关注。
在我的记忆里，似乎在当代社会，老太太的形象就一直不好。
彭宇案和许云鹤案，让人们见识了“碰瓷儿”的老太太；银行网点里屡屡上当买保险，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领悟到“好骗的都是老太太”；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也大都是老太太，一辈子爱占小便宜。。。。。。
今天这个老太太，再次让人们认识到为了蝇头小利而放下尊严的人里，常常有老太太。
铁杵磨针
比起历史上那些万古流芳的老太太，这个群体在当代社会的确是大显颓势。
遥想李白当年碰到的那个老太太，为了给孙女做一根绣花针，誓将大铁杵磨成小细针，悠闲自得之中以“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睿智点化出了一代诗仙，她是人生阅历与民间智慧的水乳交融。
杨家将里的佘老太君更是名垂千古的女英雄，百岁高龄亲自挂帅，率杨家十二寡妇及重孙文广出征杀敌，最后老太太布下杀敌妙计报了国仇家恨，胜利还朝，展现了“谁说女子不如男”的千古豪气。
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不计名利，勇于担当，慈祥而不失坚定，温柔而不失豪情，在传播手段极度匮乏的时代里，仅凭有限的戏曲、小说和民间传颂就铸就了关于老太太的美好形象。
佘老太君
而如今，高度发达的传媒业可以让微小的善恶顷刻间人尽皆知，那些稍微上得了台面的业绩必将获得粉丝无数。
可人们似乎很难在当代社会里找到如此形象光辉的老太太，遇到的常常是“碰瓷儿”、贪图小利、倚老卖老的老太太。是我们故意放大了丑恶、回避了美好，还是老太太发生了群体性的堕落？
铸就一个美好形象从来就不是个体的事情。
我痛心于老太太形象今不如昔，却也时常为评判标准的平等化趋势而窃喜。
试想，如果水边磨针的老太太是一个老头儿，他那点业绩也许就不会在李太白诗文的光芒里闪现出自己的光，因为人们早就习惯了男子具备更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和从一般到抽象的哲学素养。
再试想，如果佘老太君是一个男子，挂帅出征就成了责无旁贷的事情，因为人们认为男子才是英勇无畏、保家卫国的不二人选。
同样大小的业绩一旦由女子作出便获得褒奖无数，这恰恰体现了这个群体所承受的轻视和不屑。
“没想到女子也能干出这样的事”，人们在惊讶和赞美中，照见了自己根深蒂固的歧视和成见。就好像老师鼓励后进生那样，表扬越多，歧视越深。
相比之下，尽管当前社会的男权属性依然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女子们在口诛笔伐之余，似乎也有了一些欣喜的理由：今天我们犯同样的错不必更容易被原谅，我们行同样的善不用得到更多的褒奖，我们正在被一种趋向平等化的标准所衡量，这无疑是社会文明成熟进步的标志。如此观来，现在的老太太何其幸也！
评价并不是铸就美好形象的全部。
抛开歧视性因素，直观女子所具有的普通人属性，就会发现塑造形象的社会性因素也是老太太形象今不如昔的重要推手。
一次还没有弄清楚的“碰瓷儿”事件让人们从此对摔倒的老太太敬而远之，善于趋利避害的人们总是聪明地将特殊事例推广为普遍规律，并振振有词地将之作为世风日下的绝妙托辞。
几年前，童话大王郑渊洁在其微博中记述到：“昨晚带81岁老妈看冰灯。给老妈拍完照片我检验是否虚了时，老妈要下一个台阶，她对身边一位12岁左右女孩说，闺女，能搭把手我扶着你下这个台阶吗？女孩儿伸出胳膊支持我妈下那个台阶。我和老妈说完谢谢，身后传来女孩儿妈妈教育女儿：‘傻孩子，她要是摔了，咱家就惨了。以后还扶吗？不扶了？真听话。’”
一个老太太碰瓷儿，所有的老太太都会讹人，人们用种可笑的逻辑来固化老太太的洪水猛兽形象，并进而让其为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的绝种背负道义责任。
于是，老太太变得更加面目可憎，并开始具有了特定的标签意义：讹诈、恩将仇报和败坏世风等等，人们以规避风险和前车之鉴为名，完成了一次道德责任的成功转嫁和对社会正气的集体绞杀。
“他人即地狱。”这是让-保尔·萨特在剧作《间隔》中广为人知的一句台词。他的哲学认为，人如何存在决定于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人通过选择自己的行为定义自己的本质。
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身不由己地被“他人”所左右，甚至做出本不希望的选择。
只是，每个人既是自己的自己，同时也是他人的他人。让什么样的人成为自己的地狱，可以决定自己是否成为别人的地狱。
当我们以碰瓷儿的老太太为借口的时候，我们的道德退缩为他人筑就了新的地狱。而当我们被水边磨针的老太太和佘老太君所光照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光华。（文/邵信芳）
（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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