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爱在《传习录》序言中说：“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
朱熹把《礼记·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并补写了“格物致知”一章传文，并进行了注释，形成了他的《大学章句》。
而且，朱熹在《大学或问》中特别提出了一个“敬”字。他说，敬，由心主宰，是万事之根本。从小学到大学都必须将“敬”字贯穿到底。
就大学而言，由敬而格物致知以穷事物之理；由敬而诚意正心以修身；由敬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学没有一刻可以离开这个“敬”字。“敬”，必须贯穿于治学的始终。
简言之，朱熹在《大学》八目之外，又提出了一个“敬”字，它凌驾于八目之上，是八目的前提和统领。
概而言之，朱熹的《大学章句》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文分经传，提出三纲八目之说；二是提出格物致知学说；三是以敬字统领八目。
朱熹的这些思想一直被尊为孔门的正统，相反经郑玄校注的《礼记·大学》反而被称为了“误本”。
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期间，回顾自己的治学历程，怀疑朱熹《大学章句》并非孔门原旨，因此手録郑玄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他认为，《大学》只是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致之功以诚意为本，原无缺传可补；以诚意爲本，故致知格物之功，不必添一“敬”字。
王阳明龙场悟道，全面否定了朱熹以上三个方面的治学思想。
一言以蔽之，龙场之悟，乃悟朱子理学之非，觉陆氏心学之是。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悟释老空寂之非，立儒家“简易广大”之心学；二是悟朱子向外穷理致知之非，立心学向内格物，自求于心之旨；三悟朱子敬知双修、先知后行之非，立“知行合一”之教。
因此，王阳明立下规矩，门人治学必须以大学古本为依据，为此他还专门为《大学古本》做了序，要求门人初学必须先修《大学》（古本），并着手为《大学》（古本）作注解，但他坚持认为教学就像看病，因人而异，口传才是正道，否则弟子们将他的文字视为教条，反而有害，因此一直不同意将注疏刻印出版，直到晚年出征广西前夕，在弟子们的再三恳求下，才挑出一些内容，以《大学问》书名刊行于世。
----《我读大学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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