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信息，就要在什么样的文明圈中验证。
中世纪的欧洲是分裂而混乱的。但是在几个世纪的纷争之后，欧洲崛起了一个又一个强国，向外征服了大半个地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竞争中吸取了足够多的经验。每个国家可以采取不同的治国之道，可以观察其他国家的利害得失来完善自己。有些国家带着她们正确的治国之道生存下来了，有些国家带着她们错误的治国之道衰落或者灭亡了。在几世纪的纷争之后，这些存活的国家身上浓缩了所有有利的竞争之道，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她们走向全世界了。
但是反观之前的罗马帝国与同时代的东罗马帝国。中世纪初期欧洲各国的文化、科技与综合国力无不远远落后于罗马帝国；直到中世纪晚期，欧洲诸国的文化科技水平才开始全面超越罗马帝国。如果从知识分子的数量、经济总量与科技文化水平来衡量罗马帝国与中世纪欧洲诸国的话，罗马帝国是胜过一筹的，为什么罗马帝国没有获得所有有利的竞争之道，从而走向世界呢？
也许这是因为罗马帝国与中世纪欧洲的竞争之道有所不同。一方面，罗马帝国周边不存在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强敌，所以罗马帝国不需要全力探求倾国之战的竞争之道。另一方面，身为一个罗马人，想要生存，最重要的事不是为罗马帝国的竞争之道做贡献，而是与国内的竞争者互相倾轧。对一些罗马人而言，对外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对内倾轧的手段。罗马的智者虽然多，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对国家的竞争之道做多少贡献。他们身为信息试错机产生的成果，是那些被称为“拜占庭式阴谋”的内斗事件。但是这也不是他们的错，因为在罗马帝国的文明圈中，他们只有这样做才能活下去。中世纪欧洲诸国有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但是由于国家众多，问题比较严重的会被淘汰，问题比较轻的可以存活，所以这些小国们最终可以走向世界。
一个文明圈中，能帮助文明圈成员存活下来的信息一定能传播得非常快速，进化得也非常快速。因为如果一个文明圈成员不用心吸收信息来构建并优化自己，这在竞争中灭亡是迟早早的事。最让竞争者关心的信息，是可以帮助竞争者胜出的信息。胜利者越强大，与胜利者相关的信息传播得越广。对于欧洲中世纪国家来说，国家之间的竞争之道是最重要的。而且国家不断地建立，分裂，覆灭，国家建设相关的信息得到了较多的验证，所以这方面的信息就进化得比较快。
进行什么样的实践，就可以验证什么样的信息。反过来，想要什么样的信息，就需要什么样的实践。实践数目越庞大，实践结果的交流越高效，迭代时信息整合的能力越强，信息进化的速度就越快。对国家来说，有越多的国家的实践国家的竞争之道，国家竞争之道的进化速度就越快，传播得就越广。而如果一个国家不参照其它国家的竞争之道来改进自己，那么它自己的进化速度就注定很慢，即使它拥有数目庞大的知识分子。信息传播的范围我们称之为文明圈，其中的竞争者们是文明圈的成员。简单地说，文明圈越大，进化速度越快。
当我们需要某些特定的信息时，我们可以建立相应的文明圈。比如，如果我们想要让数学发展得更好，我们就需要一个数学学会，给数学家们提供经费，评估他们的工作，给贡献杰出的人更多的发展机会，开除不合格的人。这样，这个文明圈（学会）就可以高效地产生数学研究成果。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防止数学家们把自己那有限的复杂性和信息处理能力放在与数学无关的地方。于是他们与学术相关的复杂性上限就会提高很多。
不过，如果一个文明圈运行得不够好，产生出的信息就会打折扣。比如说，如果学会内部非常腐败，成员能生存下去的关键并不是他的研究做得好不好，而是背景硬不硬，马屁拍得好不好，那么这个文明圈中产生出的信息只能是如何比背景，拍马屁。
我们的世界就是一个一个文明圈组合成的。学术的文明圈在产生各种学术成果，实业的文明圈在实践各种实业的信息，而国家组成的文明圈在实践国家相关的各种信息。任何用自己的努力来生存的主体，同时也是信息的收集者、创造者与实践者。全世界的国家可以组成一个大的文明圈，一个团队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小的文明圈。每个文明圈内部的成员都在尽自己的努力来生存、实践、创新。文明圈可以大小嵌套：一个公司是实业文明圈的成员，它在内部也可以维持一个技术开发人员组成的小文明圈。小文明圈中进行的是技术信息的实践，而公司作为大文明圈的成员，实践的是实业相关的信息。不同的信息在各自对应的文明圈中参与竞争和实践。任何足够复杂的信息都需要一个文明圈在背后支持它的进化。每一个成功的竞争者都至少在一个文明圈中起作用。
竞争者需要信息。信息的正确性需要实践来验证。关于竞争的信息，就要在竞争中验证；关于生命与意识形态的信息，就要以生命与意识形态为代价进行实践。不管人类有多么强大的智能，这一步都是不可逃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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