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阴冷的夜晚，站在同样阴冷的月光下，我确信自己的灵魂已经彻底离开了江城。
屋后的小河边，风刮过干枯的芦苇，“呜呜”的声音悠远而细长，像一枚枚生锈的针，刺击着我的耳膜。
我重又做回了农民，这其实也遂了母亲的心愿，起码她认为，我还真正的待在她身边。身为农民的母亲，想法很简单，自己生了几个子女，总得有个把留在身边，就如投资必须有回报一般。我一直知道母亲有这样的想法，当初执意回苏北，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小，也是个孝顺的孩子，念过几天私塾的母亲，从小不光教我认字，为人处事，还常时灌输什么是孝道。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不是个合格的农民，我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往哪去，我并不甘心从此把自己埋进生产队分得的二亩地里。
先歇着吧。看着二叉棒一样在家中晃来晃去的我，母亲开始着急了。她于是张罗着要给我找个媳妇。
我家当时的条件，在势利与攀比盛行的乡下，没有哪一条符合我能找到对象。
可事实告诉我，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不应该低估自己的实力。后来，爱人告诉我，你家是没房，可你不知道，你比那些有钱人家的男孩强多了，你的资产，是无形的，谁都晓得。怪不得，母亲并未找人托媒，只是放出去口风，就总是有人上门说亲，我并不关心这些，一切全凭母亲做主。母亲甄选后，觉得还是本庄的好，知根知底，家境也殷实，关键是女方发话了，女孩一直暗恋我，说非我不嫁。
若干年后，跟爱人提起这事，我还是带着调侃的语气。她还是那句话，嫁人，哪个不想嫁个好的。不能否认，这是大实话，不管到哪一天，这话都是真理。
结婚后，随着儿子的出生，家里的开支越来越紧张。与父母同在一个屋檐下久了，重要的已不是亲情，而是柴米。母亲大概也看不惯我二溜子的样，动不动会旁敲侧击。我也过得窝火，口气就没那么好听。
九四年初春，我决定出去闯一闯。我厌恶了眼前的苟且，也并非是追逐诗和远方，我要寻找的是属于自己的那份真正的生活。贫瘠的老家，真的托付不了我日渐枯竭的灵魂。
小时候总听老人们说，荒年辰饿不死手艺人。那时候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去了东北，有拾荒的，有做木工活的，还有做着其他营生的。
阿周在吉林混了几年，还不错，当初，他特羡慕我还在读书，时常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得知我欲跟着他出去，很是讶异。
“你好好的工作不干，我还指望你以后升了官，好照应照应我们这些曾经的同窗呢。”阿周不时抬抬手腕，亮出他明晃晃的金表。
“别提了，那不是人干的活。再说，就我这条件，要门路没门路，要手段没手段，干到哪天还不是一样，早晚回家修地球，还不如自己退出好，免得到时候被人踢出来，难堪。”我说的是实话，阿周离家几年，他不了解。
在常州上了火车，说是上，其实是挤。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人，火车“枯吃枯吃”挪动的时候，车门上似乎还挂着几个人。
一直站到沈阳，也没等到座位。车厢里横着竖着的，都是人。
到了长春，已是第三天的夜里。阿周告诉我，还要坐车去吉林市。
阿周在吉林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每天早晨提着块写着“木工、瓦工，贴瓷砖”的牌子，带个小板凳，坐在火车站附近的劳务市场门前。接到活后，再找其他人干，自己抽成。
我脸皮薄，生性胆小，不敢与人争抢。每次坐下，就感觉自己像讨饭的一样。而阿周不同，他虽然个头不高，但勇猛强悍，跟前的“壶北帮”与“安汇帮”都怕他。
阿周人不错，生活开销，从不斤斤计较。用他的话说，就是光棍一个，吃饱全家不饿，而我不同，后面还有几张嘴吊着。
既来之则安之，我不能半途而废，好赖也要把这一年熬过。我给哥写信，轻描淡写地说了眼下的困境。这时的哥已是单位的高层领导。他告诉我，他会想想办法，看有没适合我的工作。
就在我满怀期待的时候，哥说，本打算让你来宣传部的，不巧，编制满了。我这也没其他轻的活，重的你也干不了，等等再说吧。
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九五年初夏，我再一次踏上了远去的列车。先是一个人，在W城稍微站稳脚跟，我就把媳妇和儿子接了过去。
这一走，二十多年，从少年渐渐白头。
八十开外的母亲常常唠叨，当初以为你会生活在我的身边，不曾想，你是跑得最远的。
岁月沧桑，在生意场上滚打多年，我已不是当初的我。发福的身躯也已找不出半点文雅之气。
Z城再次回到我的记忆里很是偶然。有天，我接到个陌生的电话，那声音既熟悉又陌生。
学校已不在Z城，搬到省城后与财经大学合并了。这些，我真的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惠雅已经退休，与升高官的老伴一起在省城生活。唯一的丫头，因为疫情滞留在加拿大。她现在很清闲，没事就遛遛狗。
我告诉她，自己一直以农民的身份在打拼，到现在，养老钱还没攒够呢。
我没加她的微信，我想，既然Z城的一切都已不在，何苦要留着那些念想，折磨自己呢？
那天的下午，阳光明媚，碾子沟废弃的和平渠中，积雪散发着晶莹的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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