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先列举柏杨先生所言的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原文如下：
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后，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贵，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就回来，现在要转院呀。”于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即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么？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飞看病报复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
第二个例子。原文如下：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枪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盗后，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得不得了，不晓得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利，没遇到一件事情的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
看罢例子，我总是感慨：这是一部分真实的中国人的写照。幼年时期，我也经常遇到许多感觉不公平的事情，跟上面的例子多有类似，我也想去抗争，但总是被周围的人制止，他们总是说：别惹事，小心连书也读不了。冥冥之中，我也就这么沉默了，但后来，我也在静心思考，面对这些不公平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去反对、揭露它们吗？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害怕说出事实的真相？面对不公，就因为神经质一般的恐惧，就这么“算了”吗？思来想去，我还是不能“算了”。
我在想为什么许多人面对不公时，总是像神经质一样的恐惧，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的历史文化问题——过去封建统治者，就是想让广大百姓有苦不能说，还要惶惶不可终日，这样久而久之就深深影响了我们的文化性格，渐而让我们面对许多事情像神经质一样的恐惧。每想到此，我都会深深告诫自己：每当遇到不公的事情，我都要克服自己神经质般的恐惧，勇敢捍卫自己的权利。而这一点，我也希望在新一代的我们身上永远永远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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