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去死，我们的死能让日本国民知道我们一直以来都错了！”这是日本战争大片《男人们的大和》里一个日本军官赴死前的台词。“大和号”是日本在二战期间建造的最大的战列舰，却于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在自杀式的处女战中被击沉。
本文想写的是甲午海殇，却以敌人日本海军开头，因为笔者觉得，邓世昌，这位“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够壮海军威”的悲壮英雄，在临死前，想的跟那个日本军官是一样的：邓世昌该死，北洋海军该亡，为了唤醒全民族！
岁月沧桑，甲子轮回，今年又是个甲午年。120年来，甲午一直是我们心中最深的痛，泱泱中华却被日本这个蕞尔小国打得丧师失地，天朝上邦的最后一点尊严被昔日的崇拜者踏在脚下，试图自强的洋务运动也被宣告失败，中国的近代化之路从此愈加艰难。甲午战争为什么失败？在漫长的岁月里，北洋海军的腐败无能曾被视为中国战败的罪魁祸首，但是今年来的研究却表明，许多流传甚广、一直被信以为真的关于北洋海军的负面信息却被发现时无稽之谈或别有用心的抹黑。日本海军元帅、“军神”东乡平八郎发现北洋海军在旗舰主炮上晒裤子，然后断言中国必败的传奇故事被证明是日本人为了深化东乡平八郎而捏造的谎言。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号”主炮离地3米，长仅2米，谁会表演杂技一样爬上去晒裤子！内装沙土、击穿敌舰而不爆炸的“劣质炮弹”实为本就不会爆炸的实心穿甲弹，装沙土是为了配重，从而借重力和加速度击穿敌舰。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久受诟病的阵型也并非错误，“横阵”素来被认为是日军所采用的“纵队”阵型的克星。淮勇出身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虽然不懂海军，却也非昏聩无能之辈。在黄海海战中他身负重伤却拒绝进入舰舱疗伤，坚守舰桥以激励士气。被围困刘公岛时，他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拒绝日军的劝降，率部顽强抵抗，最后自杀殉国。北洋海军的实际指挥官刘步蟾更非经典老电影《甲午风云》中那个胆小如鼠、篡改作战命令、意图投降的猥琐小人，而是个曾经留学英国，有着战略远见和作战能力，并最终实践了自己“苟丧舰，必自裁”的诺言的优秀军官。事实上，当时北洋海军的大部分高级将领都曾留学英国，在战争中也都表现得非常英勇，12名管带级的军官（舰长）中自杀4人，战死4人。刚卸任的原解放军海军副司令丁一平曾就此撰文感叹道“综观世界海战史，一支海军舰队在一场海战中战死或以身殉国的将领占到高级指挥官半数以上的是非常罕见的”。这些人，和与舰同沉的邓世昌一样，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啊！
关于北洋海军的丑闻大部分是谣言，真实的北洋海军军官们大多英勇爱国。那么，到底我们为什么会输？邓世昌为什么非得去死？
甲午战争，中国非败在船不如人、炮不如人，我们是东亚第一嘛，也非败在将士贪生怕死、战斗力低下，而是败在制度早已是一种共识，但是笔者认为，我们更根本的是败在文化上，败在了民族性格上！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辉煌灿烂，但也在我们的民族性格上留下了巨大的惯性和惰性。传统的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小富即安、排外守旧、固步自封等小农思想深深的烙刻在我们的民族性格之中。在遥遥领先的康乾盛世，我们选择了闭关锁国。在日本推行全面彻底的明治维新的时候，我们却搞不情不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在日本天皇带着全国节衣缩食，为打败北洋海军买船买炮的时候，我们却满足于世界第九的虚名，以“自守有余”为理由“停购新舰”，成为日本海军赶超北洋海军的转折点。
邓世昌和他的战友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缺陷吗？海军是技术性最强、最西化的军种，作为海军军官的他们先是在福州船政学堂接受了当时中国最西式的教育，后来又大多前往英国留学或者在英国舰队里实习。有着这样的教育背景和生活经历，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生活左派西化的邓世昌们对西方文明的了解绝不仅限于如何开船放炮。翻译了《天演论》等社科类著作，大呼“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晚清民智启蒙起到重要作用的严复即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无疑是同时代的中国人里最了解西方文明的一个群体，也是最清楚中国和现代文明差距的一个群体，甚至是最了解对手日本人的一个群体。北洋海军成军后多次访日，晚清朝野直至战前对日本仍以弹丸小国视之，北洋海军高层却知道十年未更新装备的中国已非日本海军的对手了。丁汝昌和刘步蟾等高级军官为此多次向李鸿章和清廷表达过自己的忧虑，可惜他们的呼吁被当权者忽略了。
鲁迅所描述的黑屋中众人皆睡我独醒的孤独，邓世昌们不仅早他数十年体会到了，最后还带着这份孤独与无奈，走上了战场，走向了悲壮。他们接受的西方海军教育里并无“与舰同沉”“苟丧舰，必自裁”的内容，尽管战败了，他们也不必去死。他们的光绪皇上用“有公足壮海军威”来理解邓世昌们的死跟用传统的中国军事思维来指挥新式海军一样狭隘落后。他们赴死，不是为了给一堆冰冷的钢铁殉葬，而是为了让我们远在120年之后，也为了他们的优秀，为他们如此优秀却无力回天而悲伤、叹息和深思。
甲午之前，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国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觉得那都是偶然，士大夫们相信，如果我们抗战的决心再坚定些，如果汉奸再少些，我们也许会赢，因此我们的制度是不必变的，文化更是一如既往的先进。但是邓世昌们恐怕不会这样想，他们是见过“世面”的，他们清楚想用大刀长矛打赢工业文明的坚船利炮无异于痴人说梦。当然他们没办法这样大声疾呼，没人会相信他们，所有他们只能去死，在证明自己绝对符合“武将不怕死”这条传统良将的标准后血荐轩辕，只有这样才能使大清国从迷梦中惊醒：我们的文化已经落后了，即使龙椅上坐的是“圣主”康熙，管事的不是李鸿章而是林则徐，我们也赢不了，我们需要开放，需要学习，需要进步！
如何更好的、更主动的向别人学习，这就是步入近代以后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课题。甲午惨败后的120年来，我们艰难摸索，一路蹒跚，今天总算小有成就。但正是此时，我们更要对潜藏在每个人身上的民族劣根性高度警惕，不能自高自大，中国不能盲目对世界说不，而应以更加自信开放的心态来拥抱世界，兼容并蓄。
值得玩味的是，甲午战争中日本人也暴露出了他们的民族劣根性，那就是深入骨髓的帝国冲动和赌徒心理。日本人是在不被全世界看好的情况下打赢甲午战争的，后来又故技重施，打赢了日俄战争，再后来索性豪赌一场，偷袭珍珠港，同美国开战，与世界为敌，落得个自取灭亡的下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120年后的甲午年，日本又蠢蠢欲动，一边鼓吹着中国威胁论，一边叫嚣着“3个小时结束下一场中日海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当以史为鉴，警钟长鸣，如此，邓世昌们方能死的其所，死得瞑目！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