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在云梦泽被刘邦设计逮了回来，从王降到候。混到最糟糕的时候，自己说，怎么能和杀狗的樊哙混到一起。
于是他的部署陈豨要到外地去做官，跑到他家告别。韩信“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於庭。”在空旷无人的地方讲了一点推心置腹的话。
后来陈豨谋反，刘邦亲自跑去征伐。而韩信家有个门人因为负气跑到吕后那里告状，说当时韩信和陈豨如何密谋造反。吕后大惊，又设计将韩信骗进宫里，命宫女用竹竿把他给生生捣死了。
韩信一代名将，死得很窝囊。刘邦回来后，得知此事，且喜也是且怜之——亲密战友，伟大同志，就这么被干掉了。再牛逼的人也会感到一些感伤。
韩信其实必须死，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至于是不是要死于这样的情境，也还是值得商量的。
假如他真想谋反，何至于这样轻易被束手就擒。
但史记上有记录他们密谋的内容，那个告别的下午，韩信环顾四周无人的情况下，对陈豨循循善诱道：“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这节文字，似乎坐实了韩信图谋不轨的罪状。
但历史上，还是有明眼人的，归有光就在此言上题了一句，道，四下无人说的话，被谁听见了？
中国的历史，我们后人看，有很大文学的成分。有点类似于当下所谓的纪实小说，重在小说，但狀似纪实。
不过历史在历史的当时，却有政治的作用。
先出结果，后倒推过程。比如后朝推翻前朝，当然要证明自己是获命于天，取之无道。就必然要讲前朝的皇帝荒淫无度，于是若干亡国天子，罪状基本大同小异，有时候史家用力过度，能将罪状写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人神共愤之余，也不免想多一点，怎么能坏到这个地步。
比如汉代刘贺皇帝即位，27天被废昌邑王，这么短短一点时间，就控诉他已经干了1127件荒唐事。《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记载：“（刘贺）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细想，这么高频率的干坏事，几乎到天天不眠不休的地步，还真不是一般的难度。
至于吕后杀韩信这档子事情，罗织罪状已经是小菜一碟了，即便密室之语，亦是声情并茂的被记录下来，写的栩栩如真。从而完成了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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