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院记 ：窑洞 、石磨和土槐树
蜗牛先生
窑洞
三个窑洞破败不堪。
窑背上杂草丛生。早些年，每次回来，父亲都要把窑背上的草砍掉，寻找并填实老鼠洞。他经常是一边填老鼠洞，一边说箍窑不容易啊，娶媳妇盖厦提起都害怕；后来，父亲年事高了，爬高不易，也就不管了——管不了了，任杂草生长，一茬接一茬，败草堆里长新草，当然也不去查看是否有老鼠洞了。我们兄妹没有亲自受箍窑的苦，也不太想得起这些。
窑檐石板断了一块，如掉了个门牙的嘴。居住多年的土窑洞塌后，我们借居别人家的旧窑，眉高眼低，十分不便。于是全家省吃俭用，喂猪，挖药材，种黑豆，想尽各种办法积攒的箍石窑洞。村子里几家光景好的已经箍起了石窑洞，细錾，四明头，五层过顶，穿廊石挑檐，新门窗白麻纸，羡煞人哩！终于，勉强箍起石窑洞，即使是皮条錾，三层过顶，也没有接穿廊石挑檐，家里己是一贫如洗了。家底薄，勒紧裤腰带干成一件大事！穷争气，腰弓起。到压石板时，父亲只能选最便宜的，薄厚都不一；活儿也是父亲自己干的，请石匠来压，又得一大笔工钱。木匠干石活，难度可想而知，活儿的质量也可想而知。
门窗久经风吹雨打，弯曲，开裂，颜色发黄，且黑了。木料本来就不好，杨木多，间其它杂木。本来门窗用楸木最好，木质硬，历经多少年都不会变形。也是因为经济紧张，父亲还是买了杨木，杨木便宜。做门墩的是一截楸木根，那是父亲和母亲在我家苜蓿地畔刨的，别人家的树，树桩打过了，根人家抛弃了。门墩得扛硬么!父亲看着一堆粗细长短各异的杨木，笑着说先凑合着，以后条件好了再换么，自己会手艺，方便着哩。这一凑合就几十年过去了。从现今状况看来，我们已定居城里，父母就近照护着，并没有回老家的计划。所谓更换门窗，短时间怕是实现不了。
门窗是父亲亲手做的。父亲学过木匠，能做门窗、鞍鞯、寿木，箱柜、架子车、木犁、升斗、风匣。尤其做风匣，父亲最为自豪——他做的风匣无论多少年，都不会开裂，且推拉轻松，风力强劲。这次父亲回老家，除了给爷爷奶奶上坟，就是拿工具和木料，做风匣——父亲年轻时曾承诺给邻村一家人做个风匣的。父亲说他眼睛不行了，再不做，怕是做不成了，就失信于人了。
农业社时，父亲凭着木匠手艺，几乎没在生产队里下过苦，一直在临近县镇的村子里串着做木活，给队里交投资。队里社员们都满意，农业社集体活儿，多一个人不多，少一个人不少，有人包投资，年底大家都能分到些钱么。那个时候，割资本主义尾巴，家家都没来钱的路，年底要交粮钱，许多人家都愁哩。不知什么朝代形成的偏见，本地人不愿意学手艺，普遍观念认为手艺活是伺候人的，地位太低。七十二行，种庄稼才是正经。因此，此地的木活儿、石活儿、油画活儿，都是外地人（罗山本地人称其外岸人）在做。爷爷家穷，子女多，顾不了那么多，能活下去就好，父亲十六岁就跟一河南木匠师傅学手艺。河南师傅脾气大，父亲吃了不少苦。
对父亲来说，他的木匠手艺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好的是父亲年轻时几乎没在地里下过苦，勉强还能填饱肚子（因为匠人稀缺，做活的主家都是好吃好喝招待）；不好的是单干之后，父亲不会干农活，庄稼总是种不好。又改革开放后，人们观念变化，本地人学木匠手艺的人多了，父亲的木匠活儿也就少了许多。再后来，年轻的木匠都用上了电刨电锯，父亲的手工操作几乎没有了活儿。家里的光景一直不好，我们兄妹几个还要上学，花费又大。全家人过了好些年苦日子哩。
2013年七八月间阴雨连绵，窑顶上的泥坯印了水，几乎掉光了。因湿泥清理不及时，炕上的席子都沤烂了。窑洞里尽是霉味，脚地上，桌上，瓮盖上到处都是泥坯。几乎无从下脚。奇怪的是平中处我念书时贴的贺年卡还在，四大天王，小虎队，王祖贤，周慧敏，依旧年轻，只是尘土满面。少时记忆一时涌上心头，百味丛生。
石磨
石磨被拆掉了，磨扇和磨盘分离，分别立在墙根儿。
我记事起，家里一个月要几次用石磨磨面。母亲总说我们太能吃，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就狠劲地多磨几遍麦子，最后麸子剩不了多少，面是多了些。但是很黑，吃起来口感也粗粝。有时，母亲把头一两遍面另存起来，这个面白，留着给乡里派饭干部吃或家里来了亲戚朋友吃。家里虽然紧张，对外还是要树立好形象，不能落下不好的名声。母亲常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哩。罗山一带老话说，活人要装人么。我们家里平日吃一箩到底的面。
有几年，新年过后，正月天，村里很多人家都不用石磨磨面了。村长家装了钢磨，用柴油机带动，收钱。经济好的，嫌石磨磨面费时，又把人扑得面嘟嘟的，就花钱用钢磨。我们家也不再用石磨磨面了，却是因为没有麦子了。我们家人多，地少，父亲干地里的活儿本就不怎样，一年下来收不了多少。乡里粮站一年要交公粮购粮，乡政府要多种提留，各种统筹，一二十项款。家里没钱，收款的人又凶，父亲就常用麦子顶替。结果是刚过年，我们家就没粮了。有一次，我家实在没麦子了，村主任就带乡干部搬走了母亲用了多年的缝纫机。没吃的，父亲向村人和亲朋借，起初还能借到一斗两斗麦子或玉米，后来，大多是白开口了，早上怎样出门，傍晚就怎样回家。好几年，我们家恶性循环，打新粮还旧债，仍然应付各种款项，年年青黄不接。父亲和母亲一顿就少吃，多吃稀的，少吃干的，多吃南瓜红薯，少吃粮食，尽我们兄妹几个吃饱吃好。我是老大，也学着父母少吃些，吃稀些。可是很快就饿了，饿得难受，又学着父母喝一碗白开水，就着咸菜。暂时是压住了饿，胃里又汪得很，一走路肚子里就咕咚咕咚响。父亲曾用相对便宜的价格在粮站买了底层受潮的黑面，便宜是便宜，实在是难吃，还有些不正宗的辣味儿。母亲想着法做成各种形状，面馏或烙饼，终究改不了味儿。后来，我在书上读到一句“顺其道而行之”，有所悟，就对母亲说不妨蒸辣子卷，果然好多了。
割麦时节，一天两头见不到父母。早上，我们三个醒来，见饭热在锅里，父母已经去了地里；晚上，父母回来，我们三个基本都睡着了。窑里即使点了煤油灯，还是黑暗，尤其是飞蛾投在墙上跳跃的巨大影子，老鼠四下里折腾啃咬物品的声音，妹妹怕。况且，母亲平日不让我们除吃饭和干活外点灯，嫌费煤油。我们三个就睡在院子里的磨盘上，有月亮的晚上，比窑里还亮些。
当时，村子里光景好些的人家院子里都有个石桌，就是一个用石头支起来的磨盘。夏天，可以在上边吃饭，比窑里通风，凉快；也可以晾晒东西（豆角，南瓜片，辣椒等），比地上干净；放学回来，小孩子还可以在石桌上写作业。过往的人看见，会夸耀小孩爱学习。听进耳朵，多受用！我就只能爬在炕上写，不舒服，别人还看不见！母亲和我都想要有一个石桌，母亲就常常念叨。父亲给一家石匠做了几天木活儿，没收工钱，要了一个磨盘。磨盘在村外五里的石场里，要自己拉运。我跟着父亲去看了，架子车根本撑不住，非得用拖拉机不行。村里有三五家有拖拉机，父亲去求人家，却不行。有说腰疼的，有说机器坏了的，还有一家说他的拖拉机这些天正不会拐弯——到石场的路还必须拐弯。母亲气得哭了一鼻子，父亲一言不发坐在灶火里一根接一根地抽他的不带把“延河”烟。我们都清楚，还是我们家太穷了，没什么利用价值，人家不愿意帮罢了。很多时候，乡村人的纯朴，往往体现在城里人面前。我想做个比喻，就如一个人，站在前面的看到的是脸，甚至是笑脸，站在后边了，就只能看到屁股。我们家那个时候的状况，应该就是站在人后了。我已年过不惑，至今，凡事我都本能地往后缩，想来该是幼时的记忆长成了性格。
后来，好多年，我们早已搬离了村子，母亲还时时说起磨盘。那时，我终于有办法了，可以把磨盘拉运回来了。我想，即使不用了，也支在院子里，权当圆一圆我和母亲的梦想吧。然而，石场却因为修公路，被土掩埋了。
土槐树
土槐树学名国槐，但我们家乡一直叫其槐树。后来植树造林，大面积栽洋槐树，为了和洋槐树区别，就叫国槐做土槐树了。
土槐树在院子东南角，有脸盆粗，已有衰败的迹象。树身上缠满了不知名的藤蔓植物，枝叶茂密，甚是旺盛。时候还是秋天，树叶正一片一片地往下飘，打着旋儿，黄颜色泛着阳光，倒是好看。
栽这棵树时，我刚上小学。这事因于一个说书的瞎子在我们家说了三天书。那个时候，乡下有说书人，挨村串。说书人因能讲书，算是知识分子，乡人尊称其先生。乡村无甚娱乐，听说书先生讲古说今，论善恶报应，是冬闲时节的佳选。据说，新窑里说过书，一切会顺利，父亲主动向村长要求把说书先生派在我家。父母伺候得说书先生满意，临走时，说书先生给我父亲说，给院子东南角栽棵树，人旺财旺。我父亲很信这个说书先生，因为说书先生昨晚算说我后脖颈和小腹上各有一个痣。看了，真的。这是冬天的事。第二年春上，苜蓿刚长出两片叶时，父亲不知从那里刨了一棵土槐树回来，栽在院子的东南角里。
我们全家人都很上心这棵树，经常看，经常浇水。
树长得很好，枝繁叶茂，一年一个样儿。眼看着树干粗了，树冠大了，有一窝喜鹊还在上边安了家，下蛋孵崽，很是兴旺。槐米开时，成群的蜜蜂整日嗡嗡嘤嘤。但是，我们家的光景仍然不怎样。我们也就渐渐不怎么上心土槐树了，任其自行发展。
父亲遇到难事时，常常蹲在土槐树下抽烟。
有一次，我要到外村参加"六•一"儿童节的联欢活动，学校要收三块钱。晚饭前我说给母亲。晚饭时母亲又说给父亲。我看见正吃窝头的父亲愣了几秒钟，就放下了手里的窝头，几口喝光了碗里的米汤，出门了。外面还下着小雨，父亲也没戴草帽。
很长时间，天黑透了，妹妹们早都睡觉了，我也困得上眼皮和下眼皮直打架，父亲才回来。父亲却没进窑，蹲在那棵土槐树下抽烟，抽了好久。衣服全湿透了，塌在身上，头发湿漉漉的，抿在头皮上。
母亲出去和父亲说了几句话，回来给我说，去向老师请个假，咱不去外村参加联欢了，家里正好有事哩。说完这话，母亲扭过头去，抹了一把眼，我看得清楚。
多年后，我工作了，说起这事，母亲说父亲那天下午几乎借遍了全村，也没借到这三块钱。父亲去村长家时，村长的小儿子还拿着十块的一张钱在炕上玩儿呢，村长还是对父亲说没钱么，紧张的他都要跳窑背哩。
我上高中了，花费更大了，境况愈加不堪了。父亲说，树挪死人挪活，我们走吧。
我们家搬离村子后，多年里，父母都很少回村里，几乎都不提说。
20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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