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8日 星期日 抚顺 干热
开门迎接我们的是W老弟（参见《故事》）。
我已经有近四十年没见过他了。现在的他可以用苏轼的两句诗来描述：“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他依然像以前那样热情好客，善解人意，并且也和我们一样怀念老一中的一切。他说服他的爸爸把工作笔记给翻了出来。
W叔在一中当了多年教导主任，记了十几本工作笔记。
一边翻W叔的工作笔记，一边核对我画的老一中办公室位置图。
这是1982年的工作笔记首页上的全体行政人员名单：
如雷贯耳的名字
我前几天刚在北票见过李书记和缪大大（参见《故乡》），在朝阳见到了李叔和何姨（参见《故事》）。
两位姓胡的，一位是妈妈。很奇怪，妈妈做为宿舍管理员，竟然是属于教务处而不是总务处。
名单里东子（参见《发小》）和三姐（参见《三姐》）的父亲，已经再也见不到了。
老一中是有花房的，以前还有个大花园，冬天时，花园改作滑冰场。管理花园的老师由生物老师、农业课老师或是体育老师兼任。
翻开工作笔记的内页，就看到了熟悉的“W叔钢笔字体”。这是我为他的钢笔字体起的名字，而且只有我自己知道。
妈妈除了管过学生宿舍外，还管过一阵子办公用品。领导曾让她把一堆文革时期的会议记录放进煤炉子里烧掉。妈妈是个讲究勤俭节约的人，她看见那些纸的背面还能用，就没舍得烧，全部搬回家里给我订了很多个笔记本。我从小学到中学，上课用的笔记本都是妈妈给订的。她的做法是：把背面还干净的纸对折，把写过字的那面折在里面；折好一沓纸后，在开口的那侧扎两个眼，穿一根纸绳，系紧。这样的本子与新本子完全不是一回事，它的四个边都是不齐的，没有纸绳的那一侧总是鼓鼓囊囊的。那时的纸不像现在的复印纸两面光，而是有正反面的，反面不仅粗糙，还会“洇”墨水，没法使用钢笔。即使仅用铅笔写字也不舒服，因为折过后的纸中间像充了气一样，铅笔落上去，感觉就像在皮肤上写字，软软地很不踏实。那时“原子笔”（也就是今天大把抓大把扔的圆珠笔）还是很稀罕的东西，也不许学生带到学校里用，说是不利于学生练字，不知道是否适合在妈妈订的本子上面写字。
自从妈妈开始要求我使用她订的笔记本，我就再也写不好字了。当时没有意识到纸的背面并不适合写字，也没有意识到纸面不平就无法正常运笔。可是我真想好好写字，认为应该找个钢笔字帖练一下。在妈妈订本子时，我曾注意到那些会议记录的字体非常漂亮，就在上课无聊时，把一张对折的会议记录拽开当字帖练字。我知道那是W叔的字，因为“会议记录”一栏里写着他的名字，我就把他的字体叫做“W叔钢笔字体”，这可是比”庞中华钢笔字体“早好几年的事了。
那些会议记录的内容很有意思，里面有很多我熟悉的叔叔阿姨的名字，发言大多充满了火药味，很有战斗力。我经常看着看着就忘了练字的事了，有时干脆就把一个笔记本的纸绳全打开，津津有味地把会议记录当做小说看——那时可以看的书太少了。
有一天下午，身为教导主任的W叔巡查自习情况，在我桌边走过时，发现我在对着“字帖”练字。当时我没有避着他，他是爸爸的好友，我以为他会很高兴看到我临摹他的字。可是，他不仅没有夸我，反而显得很不高兴，他让我马上收起来，随后就找到妈妈进行了核实。妈妈不得不把所有她贪污的会议记录都交了出来，包括我已经用过的，一并交还给W叔亲自销毁。
从那以后，我终于可以用上正常尺寸、正常厚度、两端平整、四面整齐的、新买的笔记本了。
我自以为是一中的好学生，W叔的笔记里应该有我的名字。
各班级人数及班干部名单
干部名单里面有群主，有李叔家的大儿子，有W叔女儿的表兄和后来的丈夫。没有我，也没有Daniel。那时我俩都不屑当干部，其实也没有老师让我俩当干部（呵呵）。
“能想起名字的男同学不是好友就是对手，能想起名字的女同学不是美女就是丑女。”第二句话的最后几个字是Daniel说的，不是我说的（呵呵）。
宿舍干部名单
W叔用红笔算出的住宿生共有361人。若是包括像局长（参见《礼物》）那样走后门进来的一些城里人，每年应有住宿生四百人左右。每张床铺睡二十人，每间教室有一对上下大通铺，一共可容纳八十人。也就是说，妈妈当年一个人管理了五间宿舍。（参见《住宿生》）
成绩优秀者名单
进名单里的都是学霸。男学霸多，女学霸少。
全年级前30名里有Daniel，没有我！我上高二时，心思已不在学习上，我每天看小说，经常看电影（那些年老电影逐渐开禁，参见《电影院》），我觉得我是早熟了，学不下去了。我在初中时是前两名，高一时是前十名，高二时则跌出了前三十名。高考时，跌得更惨。我是典型的“赢在起跑线上，输在重点线上”。
共青团第六次代表大会及春节前后的补课计划
左面：我曾一直努力回忆第一次看英文电影是哪一年，这下可找到原始记录了。
我记得那一天，同学们都非常兴奋，毕竟是第一次在一中集体看电影，而且是英文电影。我们从教室里搬出自己的椅子，排着队走进在一中大礼堂（也就是住宿生的食堂）。我小的时候，哥哥的文艺宣传队经常在大礼堂演节目，自从我进高中以后，宣传队就停办了。后来，大礼堂的舞台也就荒废了。好在放电影只需要一张白幕而已。
我还清楚地记得电影情节，讲的是两只狗如何保护主人的婴儿免遭劫持，最终还诱捕了劫匪的故事。由于主角是狗，整个电影一共没有几句对白，虽然我们刚学了两年英语，也几乎都看懂了，而且印象深刻，因为那时文艺作品里英雄人物还依然是工农兵，我们从没看过以动物为英雄形象的电影。我一边看一边想，下一篇作文题目肯定是“电影观后感”了，可是又有些犯愁，向狗英雄学习的作文该怎样写呢？还好，下一堂语文课上，老师没让我们写观后感，这令我有些意外。
现在看了W叔的笔记，终于知道是为什么了。原来这场电影是团代会的一项日程。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是共青团员（因为父母都是学校老师，我小学时第一批入红小兵，中学时第一批入红卫兵，又第一批入团），语文老师知道有几位非团员没看过电影，当然就不能布置那样的作文题了。
现在，我可以确定地说，我看过的第一个英文电影名字叫做：《沉默的朋友》，精确的日期是：1981年12月16日，星期三。
右面：面临高考的高二级同学（那时的高中只有两个年级）在春节前补课补到腊月十六，春节后从初一补到十七，然后放三天假就正式开学。补课期间，每位老师每天补助一元钱，由总务处东子的爸爸负责筹款，不收学生一分钱。
还有一页三好学生名单。
地区三好学生和县三好学生
翻了好几遍，也没看见哪一页有我的名字。看来，我高二时是彻底蔫了。Daniel已经在好几处找到了他的名字，看我的情绪越来越急躁，他又仔细认真地把每一本都翻了一遍，希望能帮我找到我的名字，给我一个安慰。毕竟我俩在初二初三时，是G老师班里数一数二而且“互相媲美”的一对儿呀（参见《G老师》）。
结果就是没有我的大名“吕文新”，倒是找到我们班里另一位和我一样，在初中时经常名列前茅的一位女生，
“精神不正常”，现在叫做“抑郁”了。
精神不正常的那位女同学，父母都是教师，初中时学习特别好，和我一起参加了县里的数理化竞赛，总成绩名列第三，是上台领奖的唯一女生。但是到高中时，成绩骤降，降得比我还低，最后连高考都没能参加，她是“赢在起跑线上，输在终点线上”。按现在的医学诊断方法，她只不过是青春期时短暂的抑郁，不算是精神病。
最终还是没能找到关于我的任何记录，没有好的，坏的也没有，令我感到很沮丧。Daniel和C立军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带我告别了W叔。一起驱车回沈阳。
在沈阳市区内穿行时，有幸看到了传说中的方圆大厦。
大铜钱毫不掩饰地炫富（照片来自网络）
到了沈阳北站，告别了Daniel，C立军先送我买票上车，然后她自己去沈阳南站乘车回鞍山。
买票的时候，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北上哈尔滨，二是南下北京。哥哥正巧在下一班南下的高铁上，我若上车后能找到他，和他一起去北京，可以赶上明天在北京的家属院老友聚会。
我觉得有些累，想回哈尔滨休息几天。再次修改了旅行计划，在想念名单上做了记号，下次回来再去看他们。
用护照买的票。沈阳的高铁售票员，素质不一般。
这是我第二次乘高铁。这个高铁站与哈尔滨的高铁站一样，装修得像是民航候机厅，室内高大宽敞，商业广告牌耀眼夺目，卫生间方便整洁，开水温水充足，还有数不清的特产店和快餐店。
我还没吃晚饭，在一家漂亮的特产店里买了两盒沈阳特色糕点，带到车上吃。
打开第一盒，先吃了一块，没吃出什么味道；拿起第二块时，发现糕点底下粘着一只被压得扁平的大白蛾子，只能把这一盒全部扔掉。
打开第二盒，拿出一块咬一口，满嘴哈喇味，盒上贴的小纸片上写着保质期是2018年，如果不是假日期，就是用传说中的地沟油做的吧，这一盒也不得不扔掉。
高铁还是那样平稳，还是那样快，肚子还没饿得慌，就已经到哈尔滨西站了。高铁站里面就有地铁口，还有公共汽车的站台，可是地铁和公车都已经在十点时停运了。难道哈尔滨市的公共交通部门不知道高铁的运营时间表吗？这下出租车可有生意做了，所有到达的旅客都得乘出租车进城。等出租车的出口处排了很长的队，好在有几位穿制服的保安，一直认真负责地协助招呼同一个方向的乘客拼车。乘客们都耐心地听保安的指挥，不受在队伍边上拉客的人的忽悠。那些拉客的人嗓门都很大，对着队伍不停地喊：“没车了、跟我走吧、别排了、一小时也排不上、没车了还排什么，别傻了，跟我走吧、上车就走。”听着像是骗子，看着更像骗子，不知道为什么车站方面不把他们清理出去。
仅仅排了大约半小时，就轮到我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拼车，接近子夜的哈尔滨市区公路上畅通无阻，半小时后就到了家。
吕文新
2017年9月整理于新西兰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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