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分居两地，寂寞是寂寞，好处却也有，就是可以大写“两地书”。特别是像我们这样晚恋晚婚模范的大龄青年，婚前谈情说爱的时间太短，倘若没有婚后的两地分居，简直连写情书的机会也没有，更何况我又是大学中文系毕业，不能在情书上有所作为，岂不是暴敛天物！于是在外地工作的四年中，鸿雁频传，每周定时两封信，都很厚，有时还超重，字尽可能写得小，有时背面也写。无信的日子，旧信便经典名著似的，反复阅读。如果不能按时收到信，就会手足无措，坐立不安，胡思乱想，恍然若失，甚至于要打长途电话——我的两地书救座楼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那一天该有信来。但从上午到下午，到收发室去了几趟，又到发信的教研组长那儿问了几次，都说没有。我之所以急盼那封信，除了常规性的情感需要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学校里急要独生子女证明。
有了后一个理由，这长途电话就更值得一打了。吃过晚饭，在去邮局的半道上，我扭转头明知无望却还是抱着侥幸心理又去了学校，闷牌似的，奢望时隔个把小时，会有信来。到了办公室门口，发现室内有火光，就想：谁会这么晚来生炉子呢？推门，门却锁了，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失火了！打开门想拉灯看情况，里面热得根本无法进去，而且门一开，空气进来，那燃烧的办公桌立刻升腾起熊熊大火。我立刻跑出来，在校园里声嘶力竭地大喊救火。有上晚自习的学生和老师跑来了，大家拿脸盆端水灭火，可杯火车薪，火头反而更旺。后来想想也真危险，因为那间办公室上面是油印室，而楼板是木头的，如果烧起来，整座楼都要完了。好在这时消防车来了，不一会就灭了火，这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我惊魂未定地去市邮电局打长途电话，先向妻说了救火的事，又问为什么没有收到信。妻说，信早按时寄出了，今天无论如何该到，可能寄丢了。
第二天一早到了办公室，看到窗户的玻璃全都烤炸了，着火的三张桌子，只剩下一堆灰烬，我的办公桌由于离火源较远，只是临火的一面烤得焦黑。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桌面上竟放着我的信——一封烤糊了一半的信。就在同事们都夸我是救火英雄时，公安局的人来查现场，我便成了盘查对象。好在那封烧糊的信能作我不在现场的证明，教研组长这时也跑过来，说信是下班时送来的，之所以没及时把信给我，是想跟我开个玩笑，看我能急成啥样。后来弄清了原因，是一个老教师，吸烟时总习惯把未完的烟茬在抽屉里拧灭，这一次未拧灭的烟茬烧着了易燃的油印材料，那老师也因此吓出了一场大病。
事后我便以“两地书救座楼”的功劳为条件，向校长请求调动。没想到校长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哪能让你走呢？要是没有你，下次说不定这楼就保不住了。”更想不到的是，我连表扬都没得到，因为当时全市学校正搞年终评比，如若让上级知道了失火的事，先进评不上，奖金也要大打折扣。校长说，为了学校，委屈我一个，值得。
于是我只好继续大写两地书。待到我终于调动成功时，两地书已装满了一只旅行箱。妻说那是一笔珍贵的财富，我说这财富至少也能换座楼。妻很认真地更正道：不是“换”，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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