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飘荡三年，我的英语退步了，家乡话反到越说越溜。这得怪我的同乡们。以前在家里，教语文出身的双亲普通话非常好，我的日常交流里很少出现唐山腔。到了国外，朋友们的口音浓重得厉害。交流日久，把我也带“遢儿”了。
去美国交流的时候，同班有很多新加坡同学。开学第一课，老师就把学生分了组。由本校的高年级学生带交流生熟悉校园。不管是中国还是新加坡的学生，甚至包括那两名日韩生，都带有亚洲人标志性的拘谨和腼腆。整个上午都是各式美国英语萦绕耳边。直到室内教学课的提问环节，一名新加坡学生首开先例地回答了问题。那地道的新式英语在美音的余韵中显得十分突兀，似乎教室内的回响都跟着改变了频率。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令我感到震惊的欣慰。似乎能在这异国的异国听到新加坡英语是如此的令人安慰。我被自己的本能反应吓得不轻。以至于后半节课都有点恍恍惚惚。在回到宿舍后的午夜，我依然辗转难眠。一边品味着这简单心理背后的含义，一边浮想联翩。我想到一年前的这个时候，身在江南水乡的我似乎也有过类似的感受。
那是刚在姑苏城里沁润了十天的我碰到的糟心事儿。那时我正打算离开苏州，去往绍兴。两城相近，坐汽车也不过两三小时。我照例去汽车站找长途。结果被黑了。原因很简单：我听不懂江浙方言。虽然吴侬软语柔耳化心，但我真的是丝毫听不懂。燕赵大汉只能听听音调，找找氛围，满足私心一隅而已。问了一圈“长途汽车售票处在哪里”也没能得到一个明白答案。总算找到一个讲普通话的站内工作人员（穿着工作服），指路还很热心，说“汽车站在火车站外面”，还让我搭个小摩托，我顿时感激涕零。直到他把我拉向了附近的旅行社，我才明白过味儿来。当时我觉得，算了吧，人家赚点外快也不容易，那点回扣还不一定抵得上油钱，再说这个旅行社的价格也公道，马上就发车，不必计较太多。既来之则安之地交了八十块钱，拿了收据。等了半个多小时，说好一会就开车的巴士连影儿都没有。同行的几人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一位新疆大哥念念有词，和旅行社老板的辩解混做一团，横竖我都听不懂，嗡嗡的只是烦心。又过了十五分钟，我也有些恼了，直接想退票走人。老板不乐意，捂着收钱的抽屉嘀嘀咕咕。我更加不爽，耍赖谁不会，常在外面飘，变脸好几招，打交道要和气，但绝对不能孬。我的语气也横了起来，大有“不给退钱，那就打一架”的劲头。这时，一名光头壮汉从里间出来，抬眼瞥了瞥我，张口就是地道的东北腔：“听你口音，是唐山人吧。”不问因果，不讲道理，劈头就道出我的来历，端的是厉害非常，生生卸掉了我本来很阴戾的气势。我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只好回一句“咋了？”，一愣神间，已经落了下风。那一刻我才明白在《天龙八部》里那些面对王语嫣的人们的心境。那种被看破底细的感觉令人惶恐不安。我意识到，自己的口音原来如此浓重。这种天然的身份标识似乎已经烙印在我身上，在不经意间就透露了我的点滴。这次遭遇对正处于自我认知阶段的我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我第一次感到了不能把控自己隐私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正来自于我口语的乡音。
在美洲西海岸的寒夜里，我再一次回想这种由口音带来的身份标识性和地域认同感。在这些语音的背后是时间的痕迹。而时间赋予了善变的年轻人很多自己不能察觉的新的观念与特质。晚风凛冽，我微微战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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