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代替法律的施政总则是万历十五年作为悲剧注脚的缘由，文笔通畅，叙人叙事不厌其烦，但能始终扣住主旨。全文最重要的一句话：
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1 朱元璋实施了一项政策，小民纳税不入仓库，而是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其危害性在于对经济发展伤害很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
2 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3 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说到底，明朝的时政方针不在于经济民生，在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4 如何能使2000名京官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18000名地方官和衷共济，或者无端受罚而仍然歌颂“皇恩浩荡”？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教育全国约100万的读书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表彰他们的祖先、寡母、贤妻？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
5 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
6 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塞。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7 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他贵为天子并且在年轻时取得了祖宗的身份，对事实又有什么补益？
8关于张居正：生当末世而身居首辅，他的困难带有时代性，其中情形特别，不是从组织上和技术上可以解决的。他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资遵循，他只能依靠道德习惯和人事的手腕来应付一切。其中有内外参差之处，已不待言。
9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
10 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11 俭朴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12 但是海瑞和洪武皇帝都没有想到，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13 我们的帝国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高利贷就无法避免。
14 对于本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说，其间的互相配合则极为恰当。这样的立法意在避免技术上的复杂，简化案情中的疑难，而在大众之中造成一种清官万能的印象，即在有识见的司法官之前，无不能决断的案件。因为明朝以道德立先，有因为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所以把清官的形象固化，神化，非常有利于案件的迅速了结，其目的不在于法律的公正，在于平复百姓的纠纷和怨气，维持社会的稳定。
15 本朝治理农民的根本方针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一个士兵退伍还乡，就等于增加一个无业游民。
16 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17 戚继光的募兵原则是只收农民而不收城市居民。
戚继光的求实：所以戚继光订立了一条甄别应募者的奇特标准，凡属脸色白皙、眼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概摈诸门外。因为这种人几乎全是来自城市的无业游民，实属害群之马，一旦交锋，不仅自己会临阵脱逃，还会唆使周围的人一起逃跑，以便一旦受到审判时可以嫁祸于这些言辞钝拙的伙伴。
18 一个办事效率极高的将领常常会以自己的意见作为各种问题的总答案，用我们古人的话来说，就是跋扈专擅。所以，我应该时刻提醒自己，在历史书上若用专横跋扈来形容某位将领，要在心里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我们的历史惯以道德评价军人，而非军事成绩。所以跋扈的可能是个好将军。
19 李贽的结论是，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盛衰兴亡，以及宇宙中的各种自然现象，都有共通的原则，而且彼此印证。
这种把具体和抽象混为一谈的方法，是中国思想家的传统习惯，也合于他们一元论的宇宙观。
尤其是在现代科学尚未发达的时代，哲学家不可能说明宇宙就是这样，而只能假定宇宙就是这样。
20《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作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比如郑贵妃是否馋袖工馋，明人之所以在这些地方做文章，是因为他们的统治以道德为根本，他们自己的道德观点过于狭窄，而我们的评价则应着眼于整个几百年的大历史，，着眼于社会结构，阶层矛盾等等。比如在万历十五年，中央集权，财政粗略，军备效率极低，技术不能发展。这些社会现象直到253年后的鸦片战争也没能改善，我们去痛斥琦善道光耆英之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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