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安恭到来，带来“一种形式主义理论”
1929年5月，由中共中央派遣的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来到宁都，参加红四军工作。不久，他被中共红四军前委委任为军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等职。他带去中共中央2月7日指示信，使红四军与中央恢复了联系。他向前委和党员大会作报告，贯彻中央二月来信精神，并说脱离生产的红军不能存在，散布对红军的取消主义。
刘安恭从苏联带来“一种形式主义理论”，思想路线完全是脱离中国实际的照搬主义。他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管其他事，以限制前委的领导权。他在红四军干部、战土中的非组织活动，制造了极大的混乱，甚至引起产生不正常的派别现象。
刘安恭（1899—1929.10.24），重庆市永川区人。18岁时前往德国留学，期间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在比利时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党员。回国后曾与朱德一起在四川军阀杨森部从事秘密工作。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
1929年初刘安恭刚刚学成回国，就被中共中央作为高级军事人才，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派到红四军工作。他带着党的“六大”文件和中央2月7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前往赣闽红四军工作。经过长途跋涉，于4月3日到达瑞金红四军军部。1929年10月24日率二纵队在永定与广东大埔交界的石下坝击溃敌军两个营，在指挥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不久牺牲，终年30岁。
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刘安恭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
二、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取消临时军委
5月18日晚上，在瑞金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的行动方针。
会上，一纵队司令林彪等人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在粤赣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在游击区域实行毛泽东的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毛泽东对这种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
5月底，毛泽东在永定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对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等问题发生了争论。
一种意见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
一种意见认为，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并批评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结果，未能统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无法贯彻实行，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6月8日，毛泽东在白砂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书面意见。
认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指出“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
三、毛泽东回复林彪的第一封信
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江华，原名虞上聪，出生于湖南江华县，瑶族。1907年8月1日出生于湖南江华县瑶族贫苦农民家庭。1925 年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 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担任共青团湘南特委群委书记、衡阳总工会青工委主任、湖南汽车路总工会湘南办事处主任。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 化名黄琳担任中共湘南特委政治交通员。此后， 历任萍乡县委秘书、茶陵县委书记。1928 年11月调红军工作， 先后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 是红军初创时期军队政治工作领导人之一。参加井冈山三次反“ 围剿” 斗争、大柏地战斗、长岭寨战斗、三下龙岩城等著名战斗。1975 年1 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1978年，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并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1980年， 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 主持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 名主犯的审判工作。是中共第八、十届候补中央委员，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党的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99 年12 月24 日在杭州逝世。
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6月14日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
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
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
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
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
复信还指出：红四军中向来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
复信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
毛泽东在信中最后表示，他请求离开前委：“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这封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基础。
（以上文字主要整理自《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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