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风雨交织，清少纳言在竹屋中喃喃说道： 当年听物语的人都走了，现在又有新的人来听……也好，我还是继续讲物语罢。时间风霜，爱恨忽略，人在夜里轻轻地讲讲停停，她的唐诗人生似乎早注定了是向来痴，从此醉。
菊花。古剑。酒。
今宵梦回大唐。
公元7世纪时，大唐帝国成为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许多国家纷纷派遣使节前来拜谒和学习，尤以日本为最。
公元630至公元894年，在这一百六十四年里，为了使矮小的岛国迅速强大，日本先后派出13次遣唐使来到大唐学习，这些遣唐使带回去的唐物、典籍制度与唐诗令日本满朝倾倒，使团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巨大。
而为了保证遣唐使团的出行圆满，日本朝廷更是不惜倾其所有。当时的日本人并未掌握专门的航海知识，但遣唐使与随行人员、船员在茫茫大海中历经海难与海盗的侵扰，为了不辱使命，也是殚精竭虑，出生入死。这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奇观，日本国的这次壮举和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刚好相异成趣。
公元653年，第二次遣唐使赴唐，为了提高安全系数，他们分为南路和北路两个船队在海上行驶，其中的南路船队120人遇到海风，仅有5人生还。公元659年，第四次遣唐使在南海附近全部遇难。公元733年，第九次遣唐使及随行共594人分乘四艘大船抵达大唐，当年7月，他们带领着早年的遣唐使一起回日本，并且带回了大量典籍和乐器，途中两艘船遇难，仅生还4人，辗转又回到大唐。
这是文化的生死之旅，它超越了旅途的苦闷与萧索，当遣唐使们携带着大唐的“软实力”回到日本，那些飘逸着大唐芬芳的思想、典籍、器物让日本朝廷完全肯定了遣唐使计划的价值，至少在这两百年里，遣唐使就是振兴日本的一项基本国策。天皇对完成使命的遣唐使甚至随行人员加官进爵，赏赐沙金和其他实物，并且宣布免除遣唐人员一切徭役，对继续留唐的人员予以丰厚的物质支援，对遭难的船只与人员予以追赠。随后，在盛大的佛声念祝、百官肃立与百姓祈祷中，神情庄严的送走又一批遣唐使。
与此同时，遣唐使与水手们在完成国家事业之后，秘密展开了一场无伤大雅的文化营销，名为宫市。那些俊逸、清朗甚至飘逸的大唐器物、唐诗手抄本，成为天皇内宫的嫔妃与侍者们争相追逐的目标，权贵们不惜花费巨资来购得这些东西，成一时风尚。其中关于白居易诗歌的抄本在日本的价格被商贾炒到了“以百金易一篇”的地步，更令人惊讶的是，日本的宰相也跻身于买方市场，并且他能够在遇到一篇伪作时直觉地说出：这不是白居易的作品。
《日本文德天皇实录》记载，公元838年，官员腾防岳守在检查入境大唐船只时，发现了一套白居易的《白氏文集》，他随即将其呈献天皇，接下来，他获得了晋升。随后的数百年里，就连一些《全唐诗》中的二线诗人在日本也成了文化明星。至于白居易，日本朝野简直将其实视为明星中的文化英雄，完全盖过了李、杜的锋芒。日本家喻户晓的宫廷文学家清少纳言在她的作品《枕草子》中郑重提到“书还是要看《文集》”，这个文集就是指白居易的《白氏文集》；醍醐天皇写道：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醍醐天皇的皇子兼明亲王则尊称白居易为“白太保”，“太保”就是文曲星的意思。
经过官方和民间商贾对唐诗的引进，从7世纪开始，日本即踏上了这个既是“诗化”又是“唐化”的文化趋向。唐诗作为唐朝文化的巅峰部分，受到日本贵族、文人的喜爱和模仿是毋庸置疑的。日本对唐文化的引进是一种文化选择；而对唐诗的热爱更是一种文化的精细选择；至于对白居易的追捧，则完全陷入了更加细致的风格文化选择与审美品级文化选择的境地。某种意义上，文明的输出、接收机制以文化渠道最为直接，其中尤以诗歌、绘画、音乐最为感性而直观。
而纵观文化交流史，像大唐与日本这样的文化输出、接收模式的效率，委实令人咋舌。当然，这一方面有赖于文化输出方的文化资源与“软实力”，另一方面又有赖于接收方的学习力和消化力。
唐诗登陆日本后不久，日本本土的诗歌形式“和歌”受到了唐诗的涵化，开始风靡起一种“句题和歌”，即以唐诗的句子、意向为底蕴和主题，形式上仍沿用以往的“和歌”；日本官方开始在全国推行唐朝历法；朝野方面在建筑、风俗、服饰方面开始刻意学习大唐；弘仁九年的天皇敕书里出现这样的内容：所有人要学习大唐的跪拜之礼，但现在女人往往不执行，下个月开始，违者拘留；在政治生活方面，唐朝进士及第以及官员升迁的强请吃喝风，一度风靡日本官场，以致于清和天皇于公元866年下令，严禁吃喝铺张。
再往后，这场文化引进完全成为了一场喜气洋洋的闹剧：公元818年，日本诗集《文华秀丽集》竟出现众多的日本诗人集体改名，一律按照唐朝诗人名的3字数量；天皇祭天时出现了大唐物品的贡品，导致了天皇在向上天膜拜以前必须先向大唐物品膜拜；一些遣唐使回国以后，干脆在神宫旁搭起帷帐，销售唐物，专门做内宫的生意。自唐诗登陆以后，这场“全盘唐化”的运动广泛触及到日本的政治生活与民众生活，从意识形态一直到日常起居，几无幸免。日本人的思维意识、审美习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文化引进差点演变为文化自宫，天皇于公元885年下令，严禁贵族私自购买唐物，但依然屡禁屡不止。这必然引起了日本的忧虑：一是文化引进必须要考虑吃得下还是吃不下的问题，二是要考虑会不会遭遇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问题，三是完全的兼收并蓄恐怕是不明智的。尤其是第三点特别惹人笑，唐朝传奇小说《全唐诗逸》在中土失传的一卷为《游仙窟》，全篇共有诗七十八首，写尽男女床第欢会之景，此书于唐代问世不久即因趣味低级、文辞卑下而散落荒野，这本书中国人都很少知晓，然而在日本却大受欢迎。日本著名的文学作品《万叶集》中就有一些《游仙窟》的影子。日本的长者向下一辈教授《游仙窟》时，还要斋戒沐浴。当然，这也是一次有趣的文化变异，《游仙窟》进入《万叶集》之后，人们看到的不再是猥琐，而是一种传奇，气韵古雅。这又不值得发笑了。
上述是日本的“唐化”开端，至于其“诗化”历程，则晚至了江户时代（公元1600年开始），日本读者醒悟到，读唐诗，最好是从李、杜开始。从公元7世纪的大唐开始到今天，这中间是一千多年的时间跨度，唐诗在日本首先是手抄本，接着历经意识形态、政治生活和审美与风俗，再后来是越来越多的现代版的《唐诗选》，我们可以解释为这就是文化传播，然而在我们认定唐诗影响了日本一千多年的此刻，我们读懂唐诗了吗？
作为“唐化”和“诗化”的成功运营，清少纳言是一个典型。清少纳言曾经急切的祷告“我什么时候才能到京都去呢，京都有很多的《物语》啊，让我快些到京都去吧。”这个后来成为天皇的女官的文学家，选择了独自终老，把生活全部献给了唐诗和《物语》，她当时所期望读到的“物语”，就是混合着唐诗底蕴的日本传奇话本。
晚年，风雨交织，清少纳言在竹屋中喃喃说道：当年听物语的人都走了，现在又有新的人来听……也好，我还是继续讲物语罢。时间风霜，爱恨忽略，人在夜里轻轻地讲讲停停，她的唐诗人生似乎早注定了是向来痴，从此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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