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1932：爱、名望和悲剧

伦敦又下雪了。

在这样阴沉的安静的只有树枝战栗的周末，终于收起了前几日被暖阳关照的躁动和兴奋。泡一杯柠檬水在手边，想写写最近去看的毕加索画展。

这次画展中的部分作品是创作完成后的首次集体亮相，重要程度自然不言而喻。我在一个晴朗的午后从学校步行到泰特现代艺术馆，一路上耳机里播放着张法中先生讲毕加索，当是预习了。

想想最初认识毕加索，大概是在小学美术课本上，然而十几年前，祖国二线小城市的美术课无疑是一场聚众胡闹，课本上的大师作品永远是同桌口中的“什么玩意儿，画得还没我好”。那时自然不能理解《格尔尼卡》的悲伤，《昂蒂布的夜渔》的酸涩，更加不懂什么立体主义抽象主义的概念，甚至会对现代艺术产生某种贱兮兮的误解。

大学时翻过些毕加索的传记，他本人简直是一部行走的《渣男是怎样炼成的》，毕加索一生的创作都离不开女人，甚至可以说没有那些前赴后继可怜可笑的女人，就不会有不疯魔不成活的艺术大师。换一个情人换一种创作气质，也有可能是为了尝试新的创作，他不得不高频率地更换情人。他甚至会让两个争风吃醋的女人在他面前大打出手进行决斗，甚至会故意透露自己与情人厮混的行踪给正室妻子，让她时不时出来捉捉奸刷刷存在感。从女性视角来看，这必须是个教科书级别的渣男了，故意让爱他的人不好受，这种恶意和愚蠢，难以原谅。

当然，作为艺术家的毕加索是个毋庸置疑的天才，生前就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挂进了卢浮宫。这次在伦敦展览的主题为：Picasso1932：Love, Fame,Tragedy (毕加索1932：爱，名望和悲剧）

1932被称为毕加索“奇迹的一年”（Year of Wonders),这一年，他迈入50岁，陪在他身边的是22岁的情人Marie-Thérèse Walter，很显然，这位年轻的少女成为毕加索诸多重要作品的原型和创造力的源泉。

这段野史很有意思，据说当45岁的毕加索在巴黎地铁站偶遇17岁的Walter时，激动地拉住少女，告诉她：我是毕加索！你和我将一起去做伟大的事情。果然，艺术家的嗅觉灵敏异常，那些关于情人的作品都为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名望。

我无意复述关于这些作品的背景和鉴赏，那些鲜明的隐喻（例如少女脸上男人的阴茎），热烈的欲望和层次丰富的情绪，本就该见仁见智。总之在看完整场画展后（布展按时间顺序，梳理那一年十二个月的作品），真的非常非常疲惫，几乎看到八月的作品时就已经没有一点力气去看墙上的文字介绍，导览器里的英文解说也变成我看画发呆的背景乐。

看到最后几个展厅，色泽突然暗淡阴沉，不再是女人的裸体所流露出的炽烈欲望，而是一种深色调的，被锋利的线条勾勒出的棱角。这段时期的主题关于救赎，据说那段日子他的情人在河里游泳受了重伤（也有说情人自杀）。当然那段时期的作品也被拿来做政治解读，但是我更愿意相信和情人有关的说辞，毕竟这些作品都被他当作日记，而他也大方承认：Essentially there is only love. Whatever it may be.

最后一点点联想是关于美术与文学。

其实艺术都是相通的，比如在理解文学作品或美术作品时，都会不自觉地去寻找和分析意象，体察创作者的情绪，试图达成某种共鸣。毕加索的作品扭曲破碎，让传统审美土崩瓦解，决裂古典艺术中对“像”的狂热追求。

这很容易让我联想到柏拉图对诗的判断，他认为模仿理念的才是好诗，而对现实模仿的诗是落后的，该被淘汰的。现代派诗歌所追求的语言陌生化大概和毕加索扭曲的画作如出一辙，这种陌生化不是故意刁难，而具有更形而上的意义。正是由于对原材料进行夸张的冒犯，才能强迫欣赏者对其进行特别的理解，想要唤起对“异化的人”的反抗。

即便在当今世界，依然存在某些社会对文明具有顽固不破的垄断，拥有强制的知识传播系统，将一以贯之的价值观源源不断地写进每个人的脑子里，而艺术的价值正在于对抗某种高度正确的意识形态、商业原则、丛林法则，给人们精神上的解放任其游荡，起码在“生活”而非“生存”的层面得到绝对的自由。

讽刺的是，追求“自由”总让人过分担忧，因它毫不隐晦地暗示着，这普遍存在的奴隶身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