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花

玲出生在六十年代初，正是“三年饥荒”的最后一年，那是一个恨不能将一星馍馍掰成好几瓣吃的疯狂时代。虽然还是个没出月的婴孩，但是已经隐约可以看出俊俏清秀的眉眼了，但她的诞生并没有让爹和娘更开心一点，饥荒年代，偏远山村，没有开化的思想，种种元素导致所有的父母都更期望至少一个男孩能够降临在自己家里。于是在玲的童年时期一直在接连不断地迎接着弟弟们的到来，终于在三弟出生之后，父母好像对这个家的男丁数量终于满意了，停止造人。

接下来玲的童年就在照顾三个弟弟，带弟弟玩，帮弟弟们洗衣服做饭，替弟弟们背黑锅挨打挨骂中循环过活。年仅八岁的玲已经要开始承担起给一家六口做饭的重任了，因为身子太小够不着案板父亲特地为她削了一截木头桩以便她能踩着够着案板和面，切菜。父母对饭菜的要求并没有因为玲的年纪和并不方便做饭的小身板儿而降低要求，汤面的面要和硬，拉条面的面要和软，汤面不能稀也不能稠，拉条面要韧且保持不断。玲记得有一回吃饭吃了一阵儿父亲让她再去切点辣椒过来，她一边起身一边嘟囔了一句：“还嫌不够辣啊。”被父亲听到之后立即呵斥住：“你说啥，再给我说一遍！”玲战战兢兢地转过头看到了一张怒目圆睁的脸，紧接着随着“呸！”的一声一团被咀嚼过的饭菜混合物就被啐到了玲的头顶上。每当玲跟女儿讲起这个片段的时候小姑娘都会笑出眼泪，玲也跟着笑，仿佛几十年的岁月就能够抹去那一团被啐在头顶的屈辱。

还有绵延不绝的挨打，直到成年之前都是在挨打中度过的，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原因都能成为玲挨打的理由，仿佛是因为“存在即错误”，在爹娘的眼里，玲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她不应该存活于世。在这样一个爹不亲娘不爱的家里，对玲最好的就是姑姑和奶奶了，姑姑每天都给玲梳头，用梳子蘸了水将玲水光油亮的长发捋得服服帖帖，再灵巧地分成三股编成辫子，活脱脱一个长发大眼的洋娃娃。后来姑姑远嫁新疆，奶奶也跟着姑姑一起走了，从那之后玲的头发再也没有整齐过，她失掉了在这个家里的最后一丝温存。有天她正顶着一窝杂草似的鸡窝头在厨房烧饭，被干活回来的母亲看到，立即挨了两下重重的嘴巴子，母亲平时生活习惯非常严谨，衣服头发都必须服帖，最见不得乱糟糟的头发。玲脸上火燎似的疼，她觉得很委屈，可她又能找谁去诉说呢？又有一天半夜玲正熟睡，被突如其来的一阵暴击的疼痛惊醒，睁眼一看原来是母亲正薅着一只鞋底狠命地往她身上抽，她这次完全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而挨打，以前被打了还能赶紧跑到奶奶的屋里躲在奶奶身后，能免去一部分的皮肉之苦，可是现在奶奶不在了，没有人再去庇护她，来不及思考只能本能的逃命了，她飞速的从炕上跳下去，用脚拖上鞋子拔腿就跑，跑出了屋子，母亲也敏捷地跟了上来，手中的武器由鞋底换成了担水用的棍子，本能的求生欲望带着她跑了一段路但也没逃过棍棒挨身，在这个过程中她无意中踏进了晚上用来接尿的尿桶并且失去了一只鞋子，然而她不能停下来，只能光着一只脚在寒冬腊月里继续逃跑。她逃出了院子大门跑到了村子的大路上，母亲没有再追了，她观察了好半天确定母亲不会再追她了，才跛着只剩一只的鞋子慢慢往回踱，然而家是不能回了，该去哪儿呢？这时她发现了邻居摆在门外的大块毡步，不经考虑就钻了进去，她用冰冷的双手抱着沾了尿液的同样冰冷的脚，试图让自己更暖和一些。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浑身冰冷的玲想不通。

“都是被穷逼出来的呀。”后来玲跟女儿讲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这样说道。“那个时候真的特别穷，你根本想象不来，人都是疯的，不疯也被逼疯了，因为穷，人都没有人性了，因为地里结不出来粮食，人吃不上饭，所以你姥姥姥爷心里就烦，焦虑，一焦虑，就拿打人来发泄。”

云淡风轻的，没有一丝怨恨，仿佛那个在腊月天里被母亲无故打出家门在屋外睡了一夜的小姑娘不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