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周易》“箕子明夷”新证
我们是出于扩大夜郎史料的目的去观察和研究《周易》的。由于我们取这样的角度切入，我们对过去某些对卦辞、爻辞的解释都不以为然——强为解人。如“箕子之明夷”“箕子明夷”，语出周公所作《周易·明夷》六五爻辞。一般的解释如下：本卦坤上离下，坤为地，离为日，日在地下，光明当然受到损伤，夷，伤也，明夷，就是光明受到损伤的意思。箕子明夷箕子接近至昏之君殷纣，无法逃避，只好把自己的一切聪明才智藏起来，佯狂以自晦其明，这样才免去了杀身之祸。殷纣覆灭后，武王访箕子，箕子才再度显其才智，授以《洪范·九畴》，这好象晚上太阳被地球遮掩，把光明藏起来，以保证天在东方得以再显光明之象一样，故曰箕子明夷。
以上解释是本于《周易》之“疏”，一派胡言乱语，不通。吾解：箕子是殷纣的叔父，同为公元前11世纪的人，《周易·明夷》六五爻辞“箕子之明夷，利贞”，应该是箕子逃难到明夷所在的地区——天竺大鳛帝国。甲骨卜辞有“至蜀”“征蜀”（《后》下27.7）“伐蜀”以及“王敦击于蜀”（《粹》1175）字样，说明天竺大鳛帝国与商王朝是敌对关系。故天竺国成为箕子的避难所。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殷商与明夷有兵戈之交，则先甲骨文字体之影响甲骨文已经可以成为定论。《嘉庆一统志》虽言鲁地有蜀，但系晚起地名，不足为据。吾查中华书局1980年版《十三经注疏》第1897页，亦无杜注，故不从胡厚宣之说。
《周易》的内容太丰富了！我们只能就跟夜郎历史和夜郎文化相关的内容重新解释，力图恢复《周易》的这部分材料真实的面目。此外，有的解释虽然不算全错，也仍然需要继续研究：
如明夷卦：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六四繇是明夷卦之丰卦。丰是封蔽。明夷之丰是说黑暗得太厉害了，已封蔽了全部，只好出走，所以繇辞说：“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明夷中，已伤到了左腹，终于明白了险恶用心，毅然出走。其可取之处是承认为商纣王时期的历史：“黑暗得太厉害了，只好出走”、“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但判为微子开的事，比较勉强，因为仁者微子虽有去意，却无奔明夷的历史记录。因此，我们认为此段内容仍然是记录的明夷历史。谁“获明夷之心”？箕子。箕子“于出门庭”“只好出走”：到明夷搬兵。这应该同明夷助周灭商的历史事实有联系。“《诗·小雅·角弓》曰：“如蛮如髦，我是用忧。”郑玄笺：“髦，西夷别名。武王伐纣，其等有八国从焉。”历史功绩十分显赫，而且确实可考。而髦人则是明夷的主体民族。正因为箕子成功地“获明夷之心”，明夷才会见义勇为，大老远的跑去出兵助周灭商。这样看问题，就通达可解了。天竺大鳛帝国时期，四川已经完全被夜郎同化了。因此，这个时期的蜀人，实际上就是夜郎濮人，《尚书.牧誓》为之点赞：“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之师前歌后舞，令殷人倒戈。”殷纣人心丧尽，就连商之“三仁”也被迫叛逃，史有记载。《史记.殷本纪》云：“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又云：“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这里的太师和少师是箕子和比干。因此，箕子奔明夷搬兵一点也不奇怪。赵宾、刘向、荀爽、惠栋关于明夷卦六五“箕子”的各有一说，考证繁琐。这里不取六五爻辞之“箕子（孩子、刻子）”为商纣之谬说。天竺王为盟友周族两肋插刀，自己却遭受了亡国之祸。小结：箕子“获明夷之心” ，终于明白了商纣的险恶用心，毅然出走：到明夷搬兵灭商。“箕子之明夷，利贞” ，故天竺国曾经是箕子的避难所，卦象良佳：“利贞”。贵州远古明夷的旗帜上有明显的太阳标记：
(贵州长顺县岩画 长顺县文管所提供)
我们的推测是这样的：蜀地的杜宇族乘天竺大鳛帝国后方空虚，赶走了夜郎人，一举复国，开始实行锁国政策：《史记·货殖列传》云：“巴蜀亦沃野，……南御滇僰、僰僮。西近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其鲜。”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指出“南御滇僰、僰僮”必然包含这两个敌对区域的经济一军事活动和相关的政策。这样，所谓“南御滇僰、僰僮”就是为了防御强悍的僰人僮越联军。笔者推测：过去，由于防御松懈，大鳛帝国率领的僰人僮越夜郎联军曾经一度攻陷了蜀国三星堆都城。僰人僮越夜郎联军驻守在那里。因此，吃了大亏的各代蜀王必须严守“南御滇僰、僰僮”的基本国策。远古明夷建立过两期开明王朝，第一期开明王朝就是天竺大鳛帝国是为鳛系帝国；第二期开明王朝就是鳖系开明王朝。这就开始了第二期大夜郎国——开明大夜郎国的故事。
十二、哈拉帕文明的特征
哈拉帕文化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了许多古物和印章。此后直到90年代都陆续有新发现问世。考古学家认为哈拉帕文明完全不同于两河流域的文明，有着自身鲜明的特征。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城市文明。其中一个遗址拥有4万居民，面积达一平方公里。主干街道宽9米，有80个公共卫生间。下水道遍布整个城市。城市里面有宽大的浴池和喷水设备。象这样的城市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印度河两岸，面积有两个法国那样大。第二个特征就是经济生产比较发达。人们用生砖和熟砖来进行建筑，石墙高达15米。直到1989年，考古学家还发掘到哈拉帕时期的大型石头切割的城市结构，有很深的地道和16个蓄水池，蓄水25万立方米。城市有花园、货栈和谷仓。这些建筑距今已经5000年了。这里的农业产大麦、小麦和棉花，养水牛和山羊。贸易繁荣，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城市有各种工匠和专门的工匠区。珠宝商的作坊出现了天平和砝码。这里能够生产武器和镜子，甚至剃须刀。木工和陶艺比较发达，陶器接近于工业化水平。也有紫铜、青铜和象牙制品。有纺织品和粮食加工。经济力量比较强大。第三个特征就是已经出现了统一的度量衡。青铜尺为0.9厘米，十进位制。砝码单位重量为0.875克。政治文明也处于较高水平。从遗址中的遗骸来分析，有蒙古人种、南方古代人，也有地中海人。其中很可能就有远古的鳛人（僰人）。易灵著作《探索古印度文明》里的所谓“南方古代人”，情况未详。哈拉帕文化没有发现王室墓地，有可能系隶属于古埃及之故。哈拉帕文化存在官僚管理系统则是可以肯定的。摩亨佐.达罗遗址有办公大厅和卫城，证明当时不但有国家机器，而且国家机器还比较强大。摩亨佐.达罗遗址和哈拉帕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艺术品，有小雕像、骨刻和绘画等等。其中护身符印章有2000多枚，上面刻了400多种动物图案和文字符号。印章有石器、陶器和象牙制品。文字符号大致可分为象形图案和几何图案两类。哈拉帕文化的印章纽上有孔洞，当时的商人们喜欢把印章挂在自己脖子上。这样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该印章盖在胶泥上的文本如下：
其他印章举例：
4500年前，远古曾经有一个国际大航海、大贸易的时期。古希腊也曾经因此而受到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影响，也从那些地方进口重要的原材料（克劳斯.伯恩德尔《图说世界史》页125）。这个国际大航海的信息和技术影响到鳛人是可以想见的。远距离的贸易促进了商人的联盟。卷筒式印章能够印出贸易合同。
该滚筒在胶泥上印刷出来的合同文本如下：
人们能够书写，由于书写材料都是容易腐朽的材料，大量文献不能流传下来。
考古学家已经鉴定出了400多种图形：
下面是比较长的一个文本：
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北城门横额上的文字：
北城门横额上的文字拓片如下：
有外国专家认为，城门出现车轮应为交通的标志。根据贵州龙家院红洞岩岩画：太阳与人，这个圆形符号应该释为“太阳”
（曹波等《贵州岩画》页41）
以所谓“车轮”式样作为“太阳”，是夜郎系民族的标准表达方式。这样的山崖岩画符号比比皆是，为省篇幅，略。请看三星堆博物馆标明为“太阳轮”的照片：
青铜实物“轮”虽然象车轮，但是，没有车轴孔，不是车轮。因此，三星堆博物馆判断为“太阳”是正确的。旁证：
（何如藏三星堆三足太阳玉鼓， 图片取自微信）
上图为何如藏三星堆三足太阳玉鼓，其A与B为太阳图符，其C为羊头，表示吉祥。如下图所示：
这个符号也作“铜鼓”解，是“太阳”的引申义。罗晓明、王良范著的《山崖上的图像叙事》《图像叙事》认为图13编号26为铜鼓，亦可。但我们认为这不是符号，而是“太阳”的象形文字。铜鼓以圆形象征太阳，是太阳崇拜的产物。这里，“太阳”的引申义就是铜鼓。左起第二个符号为字“十”（10）；右起第一个符号为数字“八”（8）.太阳，表示明夷的几个部落；第一个太阳表示城门的名称；左起第3个符号为两条鳛鱼交叉，表示鳛部；左起第6个符号我们已经解释为“天竺”的“竺”。这个横额的意思就是“天竺八部鳛人第10号太阳城门”。哈拉帕地区有船运的证明：
这样的平底船能够适应印度河的内河航运，但要进行海洋运输，还需要打造更大的木船。我们已经证明了天竺大鳛帝国在印度河流域峡谷地带的存在，他们在那里创造了哈拉帕文明。推测在印度河三角舟地带应该有一个适当的能够避开风浪潮汐的出海口。类似于卡拉奇那样的地方，应该建设过港口。鳛人从那里开始远航。航行到波斯湾应该没有问题。这已经有其他文明远古文献的证明。阿布扎比城东乌姆纳尔岛的远古墓葬出土了哈拉帕地区（巴基斯坦）的玛瑙制品和陶罐。我估计他们的海船还沿着阿曼航行到亚丁湾。从那里进入红海，到达埃及。这应该是鳛人联系埃及的主要通道。中国学术界认为：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都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其依据也是印章和陶片上多处出现船的图形。船的两头上翘，有的船上还有桅和樯，有船舱和船橹。学者认为不但是河船，也可能是海船。“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都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同中亚、波斯、阿富汗、古吉拉特、南印度等地有着广泛的商业联系。”“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过形制与摩亨佐.达罗完全相同的印章，而在摩亨佐.达罗又发现过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盒子。这些证据都支持了当时印度河流域城市与西亚、埃及有过海上贸易的说法。”（丁振宇主编《六大文明古国历史探秘》吉林出版集团2015年4月版页191）“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都从南印度进口过黄金。美索不达米亚一份迦勒底铭文曾经提到，经常有船只从这里开出去，航行很远的路，到印度贩回金子来做装饰品。”（引同页187）。远古印度洋航运业的发达，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天竺大鳛帝国事实上就是古埃及法老王国，也就是伟大的夏朝。这个横跨东亚和北非的帝国的疆域实在是太辽阔了，以至于它需要一个中转站和行政办事处。哈拉帕遗址历史上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物资转运中心和珠宝生产基地，只是天竺大鳛帝国的哈拉帕办事处。它就象一个巨人，一头挑着广汉的天竺大鳛帝国都城，一头挑着古埃及法老王国。当其中一个帝国或王国灭亡，挑子失去平衡，哈拉帕办事处就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等待它的命运就是逐渐衰落。关于古埃及与印度次大陆的贸易联系，请参考第33题之八、木乃伊的证明。哈拉帕文明的消失。从公元前1800年以后，在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就再也没有哈拉帕文明的记载了。古印度文字回光返照的时期在印度列国时代初期，在印度的一些山崖、石柱和山洞的壁上，至今仍然保留有孔雀帝国阿育王所镌刻的铭文。（本节图片取自BBC英语纪录片：四大文明之印度河文明）
十三、天竺大鰼帝国可能包括东南亚
我们在《鳖邑与开明大夜郎国通考》中，提出了开明大夜郎国包括东南亚的看法。现在，我们认为夜郎进入东南亚的历史可能更为久远，天竺大鰼帝国可能就已经包括了东南亚。东南亚各国普遍居住夜郎式干栏高脚屋，以及神居石室。与远古鰼人的居住习俗相同。对于东南亚各国的原始文化，中国西南的夜郎人实贡献良多。
考古学家发现，在殷商的甲骨文中，就有来自东南亚的龟甲，说明那个时候起就有了文化交流（周鸿鐸《文化传播学》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8月版页266）。丝绸之路开始于殷商之前，并且不限于大西南，还包括中原在内，都曾经来往于丝绸之路上。这是没有问题的。中国人西迁的旁证材料如下:（一） 约当纪元前1000年初，其民族由亚洲高原，遵伊洛瓦底（Iraouaddy）江、潞（Salouen）江、湄南（Menan）江、澜沧(Mekong)江等流域，徙居恒河以东各地。（二） 前记移民的后裔，复又移殖于马来半岛及马来群岛各处。此种移殖时间，或在纪元前500年时。当时马来群岛为Negritos及 Papous二种人之居地，此种人种今已绝迹。顾新人种及文化之构成，须经数百年之久。昔日印度传布文化人在苏门答腊、爪哇、婆里等地所见者，盖即此新人种也。后来沿边各地之人民，为中国、回回、欧洲诸移民略为变化者，亦此种人也。印度人之初来，为数甚少，仅能与有限土著家族为血统之混和。当时似未携带妇女，与后之中国人、回回人及多数之欧洲人同也。([法]费琅《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冯承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页61）)1、交阯为开明大夜郎国的属国，国王称为安阳王。故以竹为材料的神弩厉害；《交州外域记》云：“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哉，却军住武宁县。南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皋通）语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曰媚珠，见始端正，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以锯截弩，迄，便逃归，报南越王。南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这是秦汉之交美男色谍的故事。交阯曾经是大夜郎国的属地，史有明证。东南亚某些国家至少也曾经在天竺大鰼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近期楚雄师范学院王翼祥撰文指出：“王德埙先生认为，‘今天，滇文化区域流行葫芦笙，夜郎文化区域流行芦笙。’目前，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等东南亚国也存在形制和演奏方法相近的各式芦笙。……”（王翼祥《说'笙'——兼议双柏彝族'三笙'之名》《楚雄师范学院 学报》2007年11期）如果历史上没有天竺大鰼帝国的存在，则夜郎芦笙文化远传至东南亚是不可思议的。今更有人主张大夜郎国还包括西藏和缅甸。
2、赫章可乐的“套头葬”也远播东南亚。根据是杨勇著《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图10-4柬埔寨波萝勉省波赫墓地发现的套头葬和覆面葬图10-5越南北部出土铜器和铜铁合制器。近来报纸报道越南发现许多铜鼓套头葬。
3、泰国的国柱和越南的交趾铜柱就是牂柯柱。我们的论文已经指出：所谓牂牁柱，在本质上就是男根。因此，牂牁柱是綦江生殖崇拜的根源。牂牁柱是夜郎竹教的物化形态。綦江博物馆有比较典型的图片，如下图所示。
“牂牁”本义如《汉书地理志·牂牁郡注》所云：“牂牁，系船木也。”因而牂牁即夜郎系民族的“图腾柱”，也就是男根。已证今越南古代的交趾、文郎即夜郎，汉朝曾经在越南立过“交趾铜柱”，这个铜柱就是“牂牁柱”。
泰国东北部的班清（BanChieng）70年代初，美国、泰国合作进行考古发掘，出土物达18吨。其中有四、五千年前用动物骨头刻成的男性生殖器⑿。（图24綦江博物馆牂牁柱照片）这是泰国最早的牂牁柱。以后，泰国的牂牁柱又发展演变成为国柱。泰国的国柱又称“城柱”，用乔木属的树主干制成。柱顶中间掏空以安放国都星占图（命运图）。安置国柱的庙宇是屋顶覆盖琉璃瓦的泰式木结构庙。立国柱的目的是恭请土地保护神附驻于国⒀。
（图25，泰国的国柱与国柱寺，图片取自网络）
1782年，曼谷王朝拉玛一世在首都中心立起了国柱。还专门为之修建了国柱寺。现在泰国76个府每个府都有与国柱功能相似的城柱，并建有城柱寺。国柱寺山由泰国国防部管理（引同）。泰国的国柱、城柱本质上就是牂牁柱。其祭拜仪式体现了婆罗门教和佛教相融合的色彩。牂牁柱崇拜已经成为泰国国家宗教的一部分。这是特别值得重视的现象。由于牂牁柱是夜郎竹教的物化形态。因此，泰国的国柱和城柱正是王权与竹教的合二而一，代表了一种政教合流的体制。无独有偶，越南河内也有11世纪的独柱寺。老挝的老听族系的山民非常敬畏巫师。巫师就是世间的神，巫师的房屋是养鬼神的地方，外人不能进入。巫师房屋前面有一根高高的柱子，上面架着一间小屋，鬼神就住在里面。这根高高的柱子就是牂牁柱（引同）。牂牁柱崇拜在东南亚普遍存在。
4、遍及东南亚的铜鼓文化就是夜郎的太阳崇拜。众所周知，东南亚各国都有丰富的铜鼓文化和铜鼓考古发现。而铜鼓是夜郎太阳崇拜的物质载体。越南著名的东山铜鼓的鼓面上几乎都有太阳纹饰。如玉缕铜鼓和和黄下铜鼓的鼓面上分别有14道和16道太阳光芒。泰国的翁巴洞铜鼓、老挝铜鼓、爪哇老挝同样如此。因此，以古代铜鼓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和巨石文化是东南亚夜郎文化存在的明证。东山铜鼓时代在公元前530年。
（图 越南东山铜鼓 取自网络）
�下面是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水族墓群调查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之图版一三〇民间铜鼓纹石雕：
（母改01号）
考古学家对缅甸古城毗湿奴城、汉林城、室利差呾罗城的发掘，发现了大量带有太阳、鱼等图案的银币和陶罐。这是典型的夜郎文化。
5、东南亚的船棺葬和崖葬。夜郎系崖葬是由远古在岩洞穴居或石室穴居逐渐形成的。先是岩洞葬，然后是船棺葬和悬棺葬。由于丧葬成本高的缘故，以后又发展成为多孔石棺椁及其简化的石板坟墓葬形式。凌纯声《中国与东南亚之崖葬文化》认为：“今婆罗洲多船形棺”，“此船形棺与崖葬的起源地有关。”（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0年）郑晓江主编的《中国死亡文化大观》（上）记录道：“婆罗洲的达雅克人就曾盛行把灵魂招回来后，再用‘魂舟’引导灵魂返回老家的招魂送魂仪式。本世纪20年代，法国学者戈鹭波在《东京与安南北部的青铜时代》一文中，对此有详细叙述；先建一个‘平栏’式小屋，这是让死者的灵魂准备在天国居住的。屋中盛了各种生活用品，村民们从早到晚吹奏芦笙、敲击铜鼓以驱赶鬼怪。当灵魂取到屋中的物品后，便为灵魂准备一只船，船头船尾模仿犀鸟的头和尾，船上还有装饰着鸟羽的桅干，作为陪伴和引导灵魂的鸟儿的栖身处，船的后部还有一个小船，里面放有铜鼓、锣和武器。”（刘雪红译文载《民族考古译文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印）在这个民俗事件中，夜郎文化的要件诸如船棺葬、芦笙、铜鼓、干栏式建筑等等全部具备。
6、东南亚、南海沿边国家特别是越南，都认为自己是所谓“蜀国”，亦即开明大夜郎国。
第一期开明王的鳛人军队在四川盆地的竞争对手是谁呢？研究证明，就是鱼凫人。鱼凫人的证明这个千古难题，被《虎噬开明王提梁卣》解决了。参考本文附录。
附录：王德埙的《虎噬开明王提梁卣》由贵州民族大学编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于论文集《人文学术．创新与实践》。内容摘要
鱼凫国有铭宝鼎和虎噬开明王提梁卣为5000年来首次发现的实物证据，同时也是鳛系、鳖系开明大夜郎国存在的重要物证。在中国先秦史领域系一项重大发现。提梁卣铭文之左铭：鱼凫（王）以之赐王子鱼。根据胁下生双翼,和玩双蛇,判断虎噬开明王提梁卣上的人物就是开明王。明夷之开明王（鳛王）被龙尾捆绑着押往虎口。本青铜器反映了远古大西南虎狼横行的历史真情，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提梁卣中开明王打赤脚符合僰人的人类学特征，虎噬开明王的表现主题符合历史事实。该作品也有可能作为一种巫术，以使对宿敌的诅咒代代相传。鱼凫国人存在青蛙（蟾蜍）崇拜，氐羌系的鱼凫国人和蚕丛部族具有共同的图腾崇拜，他们应该是同一古代氏族，起源于今陕西省宝鸡北首岭一带。蜀、髳、微等族才是蜀地原住民。蚕丛部族最先跟鳛人僰族发生争夺四川盆地控制权的战争。但很快就落败了，逃到了姚嶲。晚起的鱼凫部族落败以后，越过秦岭，逃回到了老家今宝鸡一带。
关键词：虎 开明王 提梁卣 鱼凫国 僰人 巫术
附录二、鱼凫国寻踪——鱼凫国宝鼎考释发表在贵州省文化厅《艺文论丛》2017年第3期。附录三、青铜时代的物证—虎身人面像虎居颁 “王”牒提梁卣，内容提要虎身人面像父居颁 “王”提梁卣与古埃及兽身人面像为同一物，是为青铜时代的物证。该虎身人面像为中国人面孔，有一双人手和四只兽蹄，还有一根虎尾巴。该器铭文释文为:
父居持子：汝吝同颁X曰“刊”。参考器B底部的铭文编码7、8与器A之9、10互勘，器B底部的铭文编码7、8为明显的“曰王”二字。因此，器A之“刊”的字义就是“王”。“刊”应为开明族上古称“王”的读音。与同类的玉雕、石雕作品相比照，判断虎身人面像是母亲，她所怀抱的是她的儿子开明大帝。据其虎图腾卣盖，判断构成开明王朝的部族主体就是僰人和巴人。蜀地的鱼凫部族和开明王族是一对老冤家。商前期的本器将鱼凫部族的符号鱼鹰坐在臀部下面以示镇压。商朝将开明王朝称为虎方。父居（帝）的任命就是王朝继承的祖训。其附于青铜器虎身人面像拥抱开明王提梁卣，就是宣示王权神授、灵魂附体。古中国和古埃及的虎身人面像的髳人发式和虎蹄相同。中国商前期的本器虎身人面像是古埃及兽身人面像在中国的同物异地存放。因此，逻辑上的结论就是：中国虎身人面像是修复古埃及兽身人面像的标准器。
本题发表于贵州艺术科学学会2017年年会论文集；《瓮安文史》2017年第3期。
王德埙：王德埙:1950-汉族，语文全科毕业、西南师范大学毕业，双专业。贵州民族大学研究员，贵州文史研究馆特聘专家、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镇宁自治县夜郎竹王文化研究会顾问、贵州省收藏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易学与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特聘专家，贵州省桐梓县夜郎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重庆巴渝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僚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长城：贵州民族大学处级干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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