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小段子

播人秧

记得拿到赴内蒙兵团通知书时，我和邻家女友走在回家的路上，路边的农民瞧着我们说“这几个小娘被发配到边疆去播人秧啦！”

当时我不太懂得老农说的这句话，后来才慢慢明白，原来“播人秧”自古就有，就是人口迁移。多人口地区往少人口地区迁移，穷地方往富地方迁移，还有发配犯人流放等等，这是国家政策。

却不知当时的上山下乡也是为了排除许多失业失学青少年的一个内政，被高音喇叭播放的如此高亢伟大，狂热，全国一片红，强迫性质，几乎波及每户人家。

内蒙军垦原是劳改农场，有个连长总是说我们知青不如劳改犯。当年的劳改农场倒有粮食有瓜果，生产不错。把劳改犯赶走，来了知青，一亩地连播下的种子都收不上来。呜呼，小娘子们人秧没播下，连地也种不好！

船歪啦

船要开了，送别的家长和亲朋好友都被劝下船去，许多十六七岁的懵懂少男少女这才意识到，从此要告别家乡，远行千里，一年半载是不能回家的。她们也许还从没离开过家乡一步，这个海岛以前交通不方便，离岛出门不是常事。现在要支边内蒙，茫然和害怕使她们忍不住嚎啕大哭，情绪一下传染了大家，于是哭的哭，喊得喊乱成一团。人们都往码头一边靠，都想再看一眼亲人。

有个姑娘已谈恋爱，不禁脱口而出，冲着她热爱的那个小伙，哭啼啼大喊：“阿三，我会忖死侬的！（想死你）”

父母情，儿女爱，这爱太沉重，压得船向一边沉，急的船工也大喊起来：“船歪啦，请不要一边靠！”

睡大坑

到内蒙有些日子，有人开始给家写信。从没写过信的姑娘小伙坐了火车，见识了戈壁滩，还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拿起信纸却不知怎么写，咬着笔头犯难。

写我们每天早上去几十里外的大田里背玉米杆？

有个姑娘人瘦瘦的力气小，背不动，也不爱和人争高低，就背十几根，小小的一捆，默默地走在长长的土路上。我跟在她后面，望着那小小的一捆玉米杆，非常悲哀。我们的大有作为，就值这十几根玉米杆吗？青春的献出，价值在哪里？当时我就想到这里，再不会往深处思考，只是觉得那几根玉米杆不值钱。

有个小姑娘动笔了，她写道：“妈妈，我们这里没有床，睡的都是大坑。”

妈妈接到信，顿时泪流满面。女儿睡在坑里，这怎么睡觉啊？她拿着信纸去邻居家哭，邻居也有孩子在内蒙。

原来是大炕，一个火字旁，一个土字旁，虽然都沾土，意义大不同。妈妈破涕而笑：“这孩子写错字，吓死妈妈了。”也是，正是读书年纪，介小小娘，就被发配去边疆播人秧。

阿姆听勿懂

几十年前的舟山本地人大都不会说普通话。那时电视还没普及，许多人连普通话都听不懂。

支边的小姑娘第一次回家探亲，已是见多识广。和北京知青生活在一起，了得! 那是京城呀！京城的北京话那叫好听！尤其是男知青，一张口，带磁性，爽口又干脆，俺也很喜欢。

还有天津知青，呼市知青等，反正都讲普通话，北方话，带点儿南腔北调，大家听得懂就行。

小姑娘七荤八素地学了不少，很高兴，很拽。回家了，见到母亲就拽，一个大拥抱：“亲爱的妈妈! 我从内蒙回来啦！回到家乡啦！”

本地人从小叫母亲都是叫阿姆。把个阿姆喜得傻乎乎地直发呆，抱着女儿一个劲儿喊：“囡囡，囡囡，阿姆听勿懂，听勿懂。

知青故事：母女泪

内蒙军垦有十几万人口的编制，有无数的正副团长、连长、指导员、和师长等首长级人物。

中滩原是劳改农场，把劳改犯迁走，迎来五湖四海的知青，就变成军垦十七团。这么大的兵团却没有文化，除了学毛选就是搞批判，再找不到一本可看的书籍，一个精神荒漠的世界。年轻人耐不住寂寞，晚上熄灯后就有人开讲故事：

话说某团的公团长到北京看病。公团长是第一次到北京，京城的辉煌令他眼花缭乱，连大街上的行人都让他觉得气派好看。最叫他禁不住的是那个和他天天见面的女医生，细皮嫰肉的就别提了，那一扭头一颦眉都叫人着迷，那什么气质真叫人喜欢，穿一身白大褂简直就是个天使。 

女医生姓柳，和团长老婆差不多年纪，那可没法比。团长一想起自家的黄脸婆就生气，其实团长的病就是黄脸婆闹得，一看见她病恹恹的没点精神气儿，团长就软榻啦。

团长其实没啥病，在师部医院检查都正常，就是不能生孩子。公团长年近五十，当然急着要孩子。自从有柳医生主治他，一看见柳医生他就激动，再不软塌。

更让公团长高兴的是柳医生的女儿就在他的团队，这几天柳医生颦蹙的眉头也展开，见到公团长就笑微微的，请求团长回兵团多多照顾她的女儿。

公团长越来越激动不安，那天晚上柳医生值班，公团长在走廊里散步，一不小心就走进柳医生的卧室，就顺理成章，就成就了美事。公团长绝对能生孩子，公团长没病！可惜柳医生不能替代他的黄脸婆，光明正大地给他生儿子。

第二天，柳医生舒展开的眉头又颦蹙上，看见公团长也不再笑微微，只是塞给公团长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她女儿的名字和连队。

回到团部，公团长还精神焕发。很快找到柳医生的女儿，并且把她从劳苦的大田班调到叫人羡慕的团部广播室。

公团长有空就去看望小柳，首长关心战士了解工作是很平常的事。

只是小姑娘的眉头也颦蹙起来，而且小脸也黄了，身子却胖起来。小柳只好穿大一号的兵团服，再把腰带束紧。不谙世事的小柳也不敢告诉妈妈。后来在公团长的安排下，躲到老乡家里生下一个胖儿子，孩子交给老乡养，团长认作干儿子。用公团长自己的话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事情。

小姑娘就说生病，回北京休息一段时间，又回到广播室。公团长当然还是要去广播室，并承若将来送小姑娘上大学。

可惜后来东窗事发，团长被抓，到监狱里快活去了。

多年后，小柳回到北京，与母亲苦诉衷肠，母女俩抱头痛哭。那个可怜的胖儿子现在还留在老乡家里，成了一个没爹没妈的小老乡。

命丧狼口

熄灯后，故事又开讲：

锡林郭勒盟有美丽的大草原，也有一群群饥饿的土狼。辽阔的草原交通不方便。那边的知青说他们根本看不到当天的报纸，看到的都是几天后才送到的报纸。

有一上海女知青接到家里寄来的包裹单，正赶上连队放假，高兴地上路了，以为走上半天就可以到达团部取到包裹。家里寄来的全是好吃的，与战友一起打牙祭，多美的事啊！

女知青背个包，哼着战天斗地的军垦歌，奔奔跳跳地出发了。走啊走，却越走越迷糊，草原上没有路标，小姑娘又辨不清方向，前后看不见一个人，她害怕了。这是再往前走呢，还是往后回连队？其实回连队的路也找不见了。她已经很累很累，看看表更是吓一跳，已经是下午二点钟。心一慌，更拼命赶路。不知走到哪里去，只是往前走。

突然后面有声音，回头一看，姑娘大喜，一老乡赶着一辆马车路过。姑娘急喊：“大叔，大叔，搭上我吧！”

大叔把马车放慢，本来是想搭上这个姑娘，可见她手上亮闪闪的手表，心术有点歪，不禁张口说：“搭你、、、给点路费？”

已经吓坏的姑娘紧追着马车说：“我没几块钱，大叔，求求你，我迷路了，搭上我吧？”

“那，把你的表给我。”大叔眼睛盯着那块表说。那时一块表是很了不起的东西。

姑娘二话没说，脱下手表追着马车递给大叔。

大叔接过表又想，搭上她回头告我咋办？这一想，手上鞭子一抽，赶着马车跑远了。丢下跑的气急败坏的姑娘，声嘶力竭地喊着大叔，如何是好？

天色暗下来，姑娘还在走着，她的身后已经跟着一只狼，姑娘也发现了，可她有什么办法？心吓得要跳出嗓子。一只狼不敢上前贸然行动，但会呼喊更多的狼过来。姑娘冥冥中意识到自己大劫难逃，两手在背包里乱掏，想摸出一件能防身的东西，却摸出一支钢笔，和一个小本子。姑娘已经迈不开步子，瘫坐在地上，迷迷糊糊地在本子上写下：“大叔不搭我，我被狼吃了，手表给大叔、、、”

土狼已经不是一只，而是三只四只，围成一圈，盯着姑娘、、、

在哪渺无人迹的地方，一个姑娘惨烈地消失了，只剩下几根骨头残渣，和一个背包，还有几件血渍渍的破衣服。

背包里有女知青写下的遗言：我被狼吃了！

（这篇文章和“母女泪”都是在六连听说的，感觉放不下，就写成了故事。我想对那些不幸早逝的战友，不应该忘记他们，对历史应该有反思。还有许多被凌辱的女知青，她们为了获得“鲤鱼跳龙门”的那一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管她们后来如何荣耀，她们的心里有一角会常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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