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我们这一大家子里的老人,不能算纯粹的农民,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或多或少的经过商。
最早的一位经商者要追溯到曾祖父那一辈,曾祖父是弟兄三人,他是其中的老三,也是最老实的一个。在年轻的时候,给大队摇面条,那时的面条还不是像现在一样到超市买,而是自己拿了面粉到生产队去摇。机器及硕大,放在曾祖父的茅草小屋里,基本占了一半的空间,里间是曾祖母的卧房,她常年卧病在床,用口头的教诲指导曾祖父和安排日常生活。年轻一点的时候,曾祖父就光着膀子,穿着老棉布做的长裤,腰里缠着几条布带子做的腰带,汗流浃背地徒手摇着面条机。
而他的两个哥哥却过着比他精彩的生活,大哥卖鸡蛋,先在乡下进满两筐土鸡蛋,然后就这样用担子挑着,到上海去走街串巷地卖鸡蛋。其实我问过爷爷,在我们县城也可以卖的鸡蛋,为什么要跑到上海那么远的地方去卖,而且纯脚力挑过去,其中耗费的近100公里的路途,路上的食宿费用,一应杂费算起来应该不小,为什么干这么辛苦的事?爷爷笑笑,坚持说他大伯是到上海贩卖鸡蛋的,这样更有传奇性估计,不过,我个人认为最大可能性的是,可能当年曾祖只是一个在上海当地贩卖鸡蛋的小贩。
曾祖父的二哥,是一个走街串巷的乡下艺人,二嫂唱乡剧,二哥拍道琴。现在的民间音乐中,好似很少看到道琴的身影,那时在乡下很多,尤其在春节、元宵这种喜庆的日子里。
道琴制作简单,就是蛇皮蒙住打空的竹筒,演奏时根据唱腔和节奏来打拍子一样的作为伴奏用。二老太和二老爹的嗓子极好,有时候他们在家心情好,我们央着他们唱一个,他们也会不带伴奏地唱一曲,我们辩不出门道,就是觉着好听,跟着他们尾巴后面呼啦啦地走来走去。
他们俩都极和善,常有一些乡下不常见的小果子、小零食拿给我们,不知不觉小孩子们就都被吸引了挤着他们那间小屋。但他们农闲的时候就不在家了,应该是到各处演出去了。
现在想来,老爹(我的曾祖父)是否是因为长年卧病在床的老太耽误了他的游走生活呢?还是他天生淡泊的性格决定了他是唯一留在家乡生活的人?不过即使这样,他的两个儿子也是将自己以及后代的生活操持得有声有色。
首先,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二爷爷换过几个营生。他和二老爹家的姑爹(二老爹生的是女儿)一起杀猪、杀羊,八十年代,杀猪、杀羊还是村人自己的活计,当杀猪的时候,一大家子的几个壮汉,分别拽住大猪的四只脚和尾巴,控制好它之后,二爷爷选准位置,在它的脖子上先捅上关键的一刀,随着猪剧烈的挣扎与嘶吼声,鲜红的血汩汩地从脖子里涌出来,流到地面上正对着的碗里。
可能是后来生猪屠宰收归公家,二爷爷又开始了卖油炸馓子的生计,炸馓子是家乡传统的小吃,干农活饿了的时候抓一把馓子用开水泡开,又是最简便的吃食。每到过年时分,人们备置年货的清单里,馓子总会位列前几名。炸馓子需要置备一口大锅,烧火的桶是用废旧的油桶改装的,在油桶的内壁刷一层柏油,然后在油桶的一侧掏一个方形的洞留作添柴用。另外,在准备一个鼓风机给燃烧的火鼓风,保持旺盛的大火。做馓子跟做面条有些相似,只是一个和的是油面并经过适当发酵,而另一个只是简单和面,把馓子面揉好抻成细长的面条形状后,用根筷子辅助,一圈一圈绕成馓子的雏形。顺手放到油锅里炸,金黄色的油花像花儿围着馓子转圈,等馓子由白色炸至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炸完的馓子放凉后,在风中适当吹一点时间,在北方的冬天就可以一直放两三个月了。
做完馓子后,二爷爷就用扁担挑着两个竹篦箩,箩里装着散发着油香的馓子,面上盖着棉布,带着一把铜秤,就开始了在乡间的叫卖。从冬天卖到春天,地头田野的桃花开了、梨花开了,接着又是油菜花开,挑子和人在油菜花田之间的田垄穿行,油菜花馥郁的香气早已将馓子的味道盖过去,就只见二爷爷戴着的草帽像条小船儿在花海中凫过。油菜花开之后,花就少了,绿油油的稻子长上来,玉米的杆子高起来。再接着,玉米穗儿再也藏不住地鼓起来,高过头的玉米之间,二爷爷也不卖馓子了,因为家里的农活已经开始忙起来了。
水田里的稻禾要灌溉,桑田里的桑叶肥硕起来,家里的蚕宝宝也要用心用时间伺候,当蚕宝宝开始肚子变得透明,开始不思吃桑叶时,就是要上山结茧的时候。直到中秋过后,该忙的农活已基本告一段落,再迟一些,冬麦乘到地里。二爷爷又开始支起油锅,油香四溢地炸起馓子来。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二爷爷也不卖馓子了,开始种西瓜。开始的时候,似乎并不熟悉种西瓜的诀窍,种出的西瓜不是个头小,就是不够甜,或者日照不均匀导致西瓜一半白皮一半绿皮,卖相不好看自然也就不大容易卖光。便宜了我们几个孩子,经常地来二爷爷家讨瓜吃,二爷爷及其大方,屋里满是的西瓜紧着我们挑。看我们各个吃得嘴角瓜汁也顾不上擦,二爷爷一个劲说慢点吃慢点吃,一边摘下墙上挂着的草帽又到瓜田里忙碌去了,毒辣辣的日头下,二爷爷穿着白背心的黝黑的背影随着灼烈的阳光似乎都快要看不清了,我们也呼啦啦地跟过去,在田里随他吩咐地做点什么,除草,或是打叶,水是不能浇的,这个时候浇水,会把瓜秧烧伤。
其实,说是什么帮忙,不捣乱已经算是不错了。但好脾气的二爷爷从来不赶我们,由着我们在他的地里放肆。
再后来,我们慢慢大了,学习的时间多了,很少再去关注二爷爷的瓜地。听爷爷说,二爷爷的瓜种得越来越好了,也越来越可以卖得好价钱了。
而我的爷爷,在九零年之前开了一个小杂货店,因为爸爸是乡镇干部,来了政策说乡镇干部的直系亲属不得经营店铺,爷爷就把杂货店转给了姑爹。其实,小店可能也没挣什么钱,听奶奶说,爷爷还经常从店里拿些零嘴吃,从她的抱怨似乎可以听出小店对家里的收入没有做过多少贴补。
小店转给别人之后,爷爷就开始全心地投入自己的庄稼地了。他是庄里第一个学习抛秧技术并且把抛秧教会了村里的人,把他们从繁重的栽秧劳动中解放出来。那时的栽秧,是件极其耗时费力的大活计。先要选好饱满的稻种,种在育苗的一小块田里。精心培育后,基本上每一棵秧苗都长得茁壮漂亮之后,就需要把小秧苗移栽到大田里。
栽秧可是一件需要动用亲戚们帮忙的活儿,一个月前亲戚们就商量好,排好栽秧的顺序,先到谁家,再到谁家。轮到那一家正式栽秧的日子,这一家的主人早早就做好早饭,再去集市上买来好酒好菜备着中午用,把家里一应小板凳擦洗干净,雨靴找出来洗好。就等着帮忙的客人们陆续到来,等人齐了,先吃点简单的早饭,一行人就带着各式的工具按照分工到各自的岗位上开始忙乎起来。基本上有三拨人,一拨负责从秧苗田里把秧苗拔出来整理好,一拨负责运送,如果两块地离得远,还需要备上一架独轮小车推着送过去,到了地方,需要将整理好的秧苗分成小拨,散开抛个各个埋头栽秧的人背后,以备他们取用;最辛苦,劳动量最大的就是第三拨,负责栽秧的人们。
先把秧苗分成三四棵一小束的量,然后稍倾斜一点角度载进水田中,载的深度和角度都需有一定讲究,载得浅了,秧苗容易浮起来,载得角度不对,秧苗沉进水中同样容易产生死苗。所以,栽秧的熟手都基本保持同一个姿势,同一个方向的动作操作,快速而敏捷地将小苗稳稳地插进水田中。整体的小秧苗一排排整齐地神气地立在水中,没有了先前的拥挤,立刻有了活泼的气度。
田里常会有小孩来捣蛋,他们也会下水装模作样地栽两棵,大人也不恼,就是在他们玩够闹够了之后摇摇头,把他们插进去的小苗拔起来重新栽一遍。有的时候,还会有蚂蟥来骚扰,不过大人们早有经验,吸在人腿上的蚂蟥,拍一拍腿部,它就自己掉下来了。
有时,跟着人上岸的,就会被带回家,拍下来后用盐渍一渍,这可怜的蚂蟥就只有在盐花子里挣扎的份儿了!按照乡下的人均拥有土地面积,一家人的秧田,基本需要栽整整一天的,等到下午,撅着屁股埋头干了一天活的人们拎着小板凳,捶着酸软的腰,陆陆续续披着金色的夕阳回家来。
小院子热闹起来,炊烟早就升起来了,女人们是最不肯歇的,围到厨房里,烧火的烧火,切菜的切菜,上锅炒菜的基本就是大姨一个人。她刚站到灶台前,就有点好的烟送到她的嘴边。边聊边忙乎,菜肴上桌,酒摆上来,这一顿是一定要吃到月上中天才回结束,人们才散去。基本上也不是各自回家,而是到下一户亲戚家,第二天继续忙碌的。有时太晚,就在我家住下。床铺不够,就地铺上席子被褥,打地铺,大家自由组合,两三个房间地上挤挤匝匝睡满了人。
乡下的活计,没有固定的要求和钟点,说着话,天就快亮了,迟迟地起来,吃个早饭,赶往下一家。也没有人会恼的,相互帮衬,活做的是一份亲情,都不去计较。
有了抛秧之后,逐渐的这种大队伍栽秧的场面就很少见了,新型的抛秧技术把人力解放了出来。先是在小的秧盘中用营养土苗,然后拿着秧盘站在岸上楸其秧苗抛秧,讲究点力度与角度的话,秧苗几乎可以抛得跟栽的一样稳,但是要要求秧苗成行成列,那几乎就不行了。大概半个到一个月左右,还要间一次苗,就是把过密的秧苗匀一些栽到过稀的地方去。
爷爷是大队里第一个学习抛秧技术的人,逐渐的,大家就都学起来。赶趟栽秧的队伍几乎见不着了,各人在各家地里忙乎。同样逐渐消失的,是割稻的队伍,以前是大家站成一排挥舞着锋利的镰刀割稻子,慢慢地收割机缓缓地往前平稳地收割着稻子。再过几年,抛秧技术也退出了舞台,插秧机发明了。大机器生产将人们从繁累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对于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讨生活的农人们来说,真是生在了一个好的时代。
到我上中师的时候,爷爷开始倒腾间种,就是同一块地里根据农作物的特点种上不同的作物,主要以经济作物为主。比如,高的玉米、矮的红薯、和成棵的青菜,种在同一块地里。爷爷试验的间种类型还比较多,再过一两年,玩起了稻田水产,也就是在不停灌溉的稻田里,养塘鲺,我们都觉得是件新鲜的事,爷爷颇有兴趣地试验起来,一时间,恨不能吃住都在地里。
滑溜溜的塘鲺,碧绿的稻子,共处一块土地中,应该是很热闹的。那时不知这个实验的收成如何,或者是实验的意义大过了经济效益本身,爷爷就是那么乐呵呵地天天听着广播,在农作物实验的路上快乐地走着不断地尝试着。
后来,塘鲺套种不种了,改种各种蔬菜。我和妹妹考上户口到外地上学,家里的地就开始按人口减少。可能这样的时候,种蔬菜倒是能够增产的方式,爷爷不但种蔬菜,种完再卖,一块不大的地,根据季节种着应季的蔬菜瓜果,倒是收获丰硕。连同着田垄边的三四十棵柿子树结出的红灯笼一样的柿子,每年变戏法一般地把家庭里里外外的开销倒腾出来了。
所以,爷爷也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应该算是边耕种边营销吧。
现在想来,爷爷这一辈甚至他们上辈的人,真没见他们享受过清闲,除了农闲的时候捧一个水烟壶,呼突突地划上火柴抽一会水烟,其他,没有任何回馈自己的嗜好。哦,过年的时候作为娱乐打一会麻雀长牌,那是至大的消遣了。
日常的生活跟农作物的作息是一致的,买种、播种、施肥、上药、收获,再加上养蚕时候的日夜轮番的喂蚕倒蚕沙,还有家里院子的猪羊鸡鸭们,爷爷奶奶的生活繁忙而充实。
每当夜幕降临,忙碌了一天的人们睡下,总听到爷爷奶奶在床上聊家常,地里各项的收成,家里的人情外来的结余,家里各项用度的计划。
油灯摇曳下,乡里的生活就是这么热气氤氲地而又扎扎实实地往前度过着。而岁月,虽是日久天长,但也有种平淡且安谧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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