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娃儿

如果你跟我是老乡，读到这个题目一定会很亲切，尤其是用那浓浓的方言读出来。

即便是在普通话中，儿化也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或特指的词义，大多时候起着改变词性的作用。如"顶"作动词，"顶儿"作名词;"一点"是名词指时间，"一点儿"作数量词，是"少量、少许"的意思。在生活语境中，尤其在我们乡下，长辈们在称呼晚辈时，往往喜欢在名字后面后缀个“儿”或是“娃儿”的，然后用淳朴的家乡话说出了，便透着那么一股子亲切和怜爱。那种喜爱、亲切的感情色彩呼之欲出。

不过我在这里并非要跟各位探讨语言学的深厚理论，我却是要说说“三娃儿”这个人。

顾名思义，“三娃儿”肯定是家里面排行老三的那一个。以前一个家里孩子多，再加上祖前三辈都是“瞎汉”，当然取不出“建国”“耀邦”的好名字，也就怎么顺口怎么叫了，左邻右舍也就跟着这么叫。日子久了，大家也就叫顺嘴了，学校里的老师又是庄子上的“大大”或者远房的“姑舅爸”，平日里也那样叫，现在虽然坐在教室里，有时也叫不上大名了。尤其是在他捣乱的时候，一气之下，就会喊出：“干啥哩，三娃儿！”于是到了今天，已是个年近古稀的人了，在人们的嘴里他还是“三娃儿”。好在家乡人有“若要好，小名叫到老”的说法。

这“三娃儿”天生就是个猴脾气，学校里、庄子上，常常爱搞些“大闹天宫”的事。本来家乡就有“三搅棍”、“四叉叉”的说法，大意自然带有几分嫌弃和不满。当然这也是他小时候，毕竟都是小孩子，也有那么几分任性和不安分。只是这个“三娃儿”还是有猴儿的灵性，脑瓜子活泛，后来竟也考了学，当了老师。

后来我也跟他做了几年的同事，也算是真真了解了他。

我就在他们村子里的学校当老师，他那时还在邻村的学校，不过也时常看见他。他那时也不过四十出头的样子，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我的学校在一条大路的下面，而他每天早晚就在这条路上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有几次，下午的时候，我们站在校园里就会看到他推着自行车在大路上走。有认识的老师就低声告诉我，“那就是三娃儿老师”。他不胖，但也没有当年乡村教师的清瘦样，确切一点说，他身上有一种健壮美，有一种正处于壮年期的男人特有的力量和气魄。一身蓝色西装干净利落，人和衣服相得益彰。当后来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后，他那额前略向后梳的发型又增添了几许刚毅和果敢。而他也便是这样一个人，说话办事决不含糊，绝不拖泥带水。

平日里当然也听周围人讲起他，更多从他们嘴里听到的是另一番样子，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也对他有点敬而远之的感觉了。

他其实很少来我们学校的，即便是来，我和他之间也没有正面交流的机会。有一次他真来我们学校了，而且还喝酒了，当然也是跟领导们喝。后来听说在酒场合里，有个人喝酒划拳“不干散”，惹恼了他。他就是那种极强势的人，看不得这样的情形，结果双方都不愉快，最后不欢而散。这件事的扩散效应可想而知，他不但人强势，而且酒性不好。

过来二三年，他便成了我的同事。

由于我和他同姓，又是山前岭后的同乡。“天下同姓是一家”，我们约定爷孙相称，“一三五”“二四六”轮流，还说我们两个相遇，那是“小吴（巫）见大吴（巫）”。或许我也是“三搅棍”的原因吧，真真跟他走近时，完全没有了人们所说的那种感觉了。不光是我，跟我一起的几个年轻人都跟他关系不差。他家就在学校跟前，我们便时常去他家吃饭，尤其是周末的时候，我们几个不回家的就在他家过周末。他们一家都很热情，想着法儿给我们几个弄饭。饭后当然也免不了喝酒，可是那么多年，传说中的、他的那个“日鬼脾气”我们还真没见过。

那些年的乡村教师大都过着亦教亦农的日子，进了校门是老师，出了校门便和农民无异。农忙季节里就更是，忙了时候也就“放下锄头进课堂”、“放下课本上谷场”，有时连身衣服都来不及换，拍拍土、跺跺脚就上了讲台。“三娃儿”老师也种地，听说还是种地的好手。可他出现在教室里的时候永远是干净整洁的模样，永远是干啥像啥的做派。

那一年，我临时被推到了学校负责人的位置上，小小年纪，连自己都管不好，管什么学校哩。可是你也不能不管。他并没有直接“出谋划策”，而是默默地做着他该做的一切，并以此影响其他人。想想那一年的经历，还真是亏有了他，有了那些好同事们。

后来我离开了那所学校，但我和他以及他们的联系还是常在的。最让我难以忘记的，还是那年。

那年父亲病故，还是他默默的关心和付出。不但在丧事上操心，忙前忙后。后来要把父亲的灵柩安葬回老家，下葬的时候人手不够，他说，他会和老师们一起来帮忙的。那天，他们来了，骑着摩托车，翻山越岭来帮忙。那天真是多亏了他和那些来帮忙的朋友。通往墓地的那条路崎岖不平，是他们硬生生扛上去的。

人与人之间相处，最可贵的并非锦上添花，也并非是雪中送炭，这些都是太过神圣的词语。大多时候，人与人之间其实只是些稀松平常的小事，而在这里足以照见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