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教培业掀起整治风暴，“减负”成为总基调
新年伊始，教培业就掀起第一场整治风暴。2018年1月1日起，上海、北京等地先后出台了针对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梳理教培市场乱象，查处教培行业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这是自去年全国各地集中整治教培市场以来，又一波整治风暴。
整治的一大背景，是新《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这要求整顿既有的教育机构，在关停并转中实现优胜劣汰，实现合法合规和转型升级；而另一大背景则是中产崛起和优质学位供给不足的矛盾。
中国真正开始落实减负要追溯到1988年5月的《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
这份规定简单来说就是要求做到：“一年级不留书面作业，二、三年级每天课外作业量不超过三十分钟，四年级不超过四十五分钟，五、六年级不超过一小时”，“要同家长配合，保证学生每天有足够的睡眠”。
仔细算一下，咱们国家中小学减负的路也已经历有17年之久了，为什么孩子和家长的压力不减反增，值得我们思考。
中国的“减负”之路走到今日，一直面临着困境：家长和孩子的压力不减反增，这是为什么？家长和孩子的负担到底在哪里？
1. 日本教育“减负”教训值得借鉴
2017年4月，《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探讨日本减负的教训的文章被选为人民日报内参用稿。原文章的题目是《日本基础教育减负教训值得借鉴》，文章中有理有据的深度揭示和解析了日本减负后的变化和情况，值得深思。
文章大致内容如下：
1. 日本为啥“减负”？
简单说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民众对教育的诉求越来越大，经济条件优越的家长对激烈的竞争导致的高强度的学习压力产生了质疑，当时日本政府就这个问题做了深度的讨论和调研，但减轻学业负担、改革大学入学考试的呼声甚至成了政治上的关键问题，最终“减负”于1976年年底开始实施。
2. 日本怎么“减负”的？
没什么特殊的办法，总结起来也就是少学东西、少上学、少考试，按要求要“宽松而充实”，孩子们也都玩得很充实。
3. “减负”的实际效应是啥？
（1）公立瘦弱，私营肥满
私立高中迅速崛起，学费昂贵但成绩颇丰，公立都在减负，私立没有；全日本中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从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的44.5％乃至1993年的59.5％，小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也从12.0%、16.5%到23.6％，节节攀升。
（2）中产家庭教育负担倍增
“减负”丝毫没有减弱社会的竞争，“减负”政策并没有遏制中产阶级教育支出的比例，从1970年开始节节攀升，整体家庭的教育负担不光没降低，反而增加了。对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孩子，等于扩大了不公平。
（3）国民学力显著下跌、教育负担抑制中产阶级生育率
显然，整体学生的学习能力在持续下降，日本老师一样说“孩子一届不如一届”，同时，过大的教育负担让中产家庭并不敢冒然多生孩子，对社会发展并不利。
（4）年轻人缺乏竞争力，学历严重贬值
被“减负”影响的日本学生中有57.7%都讨厌这样的“宽松一代”。而在社会各个阶层的调查中，“缺乏常识”“缺乏教养”“缺乏沟通能力”、“缺乏忍耐力”“缺乏行动力”“缺乏抗压能力”“优先考虑自己自私自利”“工作中一直被动等待缺乏主动性”等成了日本“减负”一代的普遍标签。
4.日本正式取消“减负”
2008年开始，小学课本增加25%的页数被视为转折性标志。2016年5月10日，时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宣布，日本将实行“去宽松教育”，朝着“教育强劲化”的方向发展。
“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的背后
近日，一篇“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的文章在朋友圈热传——位在企业当高管的妈妈，月薪三万出头，女儿在广州某外语学院附属名校读五年级，家里大头支出由老公搞定，最近却连新衣服都快不敢出手了，原因就是孩子放暑假了。
这位高管妈妈算了一笔账：
女儿去一趟美国游学，10天20000元，女儿平时在家需要请阿姨照顾，5000元；7月份钢琴考级，每周要上两节钢琴课，200元一节，一共2000元；游泳班2000元；英语、奥数、作文3科培训班6000元，这么几项加起来就要35000元了。“痛苦的是你花了，心疼得不踏实；不花吧，对不起孩子更不踏实！”
家长为何选择“烧钱式”教育
“烧钱式”教育的背后既有炒作，更有家长的焦虑。一位家长以博弈论解释家长们争相"烧钱"的怪圈。
譬如校外补课，教育部门呼吁减负，对于家长及学生来说，选择有以下三种：
如果所有人都减负（合作），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其他人减负你增负（背叛），你将取得相对优势；
其他人增负你减负（背叛），你就会处于弱势地位。
权衡利弊后的家长有可能选择合作么？绝无可能，只有互相主动增负。
校内“减负”与校外“增负”的困境
“减负”只改变了表象的少学、少考、少作业，但是中高考不变，名校不变，社会分层不变，选拔制度不变，家长一旦认清了现实，从现实出发，在辛苦的学习和灿烂的未来之间，家长做出了“增负”的“理性”选择，艰难而又决绝。这种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是家长真实的写照，也正是减负工作无意义的根本。
据统计，2016年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辅导机构教师约700万至850万人。我国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约占全体在校学生总数的36.7%，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更是高达70%。
中国这17年走过的路跟日本没有任何区别，减掉的所谓的“负担”统统都被课外班和回家的努力补回来，家庭教育支出压力越来越大，经济决定的教育不公平越来越大，17年的时间孩子们其实没有过一天真正“减负”的日子，而傻乎乎真的跟着“减负”的孩子，最后全部都在现实面前傻眼了。
二三十年前，北京上海简直是高考移民的“天堂”，绝对是全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是今天，事情早就变了，上海的幼升小、北京的小升初、题目虽然简单，但是周围竞争对手个个身怀绝技，考上北大清华的你一样发现跟身边的同学比起来差异悬殊。
不夸张地讲，在北京的名校的孩子，人与人的差距有时候比人和狗的都大，能力、实力、家境等等......
“减负”是什么？是减掉孩子身上的负担。
孩子的负担是小学学的太难了？是课内学的太多了？是考试考得太多太难了？还是平时作业太多了？
这些根本都不是孩子的负担，“减负”根本就没减到真正的“负”！
超量补习的负担要回归教育规律来化解
如何判断补习是否超量？在补习产业高度市场化的今天，摸透了望子成龙、争先恐后心态的商业营销会大大异化家长和学生自己的判断。深度卷入补习市场的家长不由自主地站在了应试主义的一边。
负责任地讲，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始终离不开一对对立统一的命题：从教育者视角来说是“培养”和“选拔”，从学生视角来说是“成长”和“应试”，两者相辅相成。正如日本的历史教训所示，当教育真的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应试压力，却得到了缺乏求知欲和进取心、图安逸不勤奋、害怕担负责任、受不了批评、整体学力跌落的“宽松世代”。所以，在基础教育实践中能取得育人和应试的平衡兼顾就是最大的成功。
但是，限制正规学校教育的上限与边界不仅加重了家庭教育负担，还削弱了学校和教师的威信。正规学校教育要能提供足够的学业挑战才不会被轻视。而这部分空缺出让给了私营机构，若是没有正确的引导，应试压倒育人就可想而知了。
“课外减负”减什么？
十九大会议期间，参加十九大的教育界代表对校外补习过重表示焦虑，教育部陈宝生部长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接下去的工作重点要去解决义务阶段的“学校减负，校外增负”的情况，真正有效解决学生负担过重问题。
的确，在从标准化人才的工业化时代到创新型人才的信息化时代转变的过程中，确实需要通过对学生的全面综合素质要求与高考多元录取制度的推进，让孩子不必进行知识的反复学，而是把精力与时间放在更具创新的素质教育方面。
那么，反观美国，这个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个教育自由的国家，在教育轻松背后又藏着什么？
首先明确一点：在美国，一个孩子想考大学的话，他需要做的准备一点儿不比中国孩子少。
王文，一个在中国做过多年教师，现在又在美国当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的空中飞人，曾用自己多年的经历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美国教育。
美国的高中要上4年，9年级~12年级。从上高中那天起，每个准备上大学的孩子就要好好设计自己4年的高中生活了。
首先是选课，尤其是想上一、二流大学的学生，选课就更为重要了。
美国的大学都非常重视考生高中四年的课程，这些大学以学生高中四年所选课程的难度、挑战性来推测考生的学习基础以及将来大学学习的潜力。
而且那些难度高的课程学分也高，所以，目标是一、二流大学的学生会尽量多地选择那些难度高的课程。
除此之外，学生课外和校外的表现也是大学的重要参考指标。
大卫是个出生在美国的中国孩子，今年暑假他来到中国，到一家专门帮助残疾人的国际NGO组织做志愿者，“从上中学开始，美国的孩子就要经常参加这种活动，这些活动是算学分的，对上大学是很有价值的参考”，大卫介绍，除了这种专门帮助残障人士的国际组织以外，他还经常到社区的敬老院做志愿者。
“不少美国高中生在暑假里到暑期学校提前修一门课程，也有的参加美国大学组织的各种夏令营，或者课程学习，还有的上SAT补习班（SAT是美国大学录取新生时的一种标准化考试，类似中国的高考）、或者去打工、参加各种志愿活动等等”，
王文老师介绍，“没有哪个孩子会让自己的大学申请表上的暑假生活是空白的”。
“十一年级是最繁忙的一年”，王文说，很多美国高中生在这一年修完了高中毕业所要求的所有课程，大多数学生在这个年级考完SAT和ACT考试（两个都是美国大学录取考生的标准化考试），同时，还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
“很多十一年级的孩子，夜里要忙到两三点才能睡觉。”王文说，曾经有一个美国学生这样对王文说：“都说中国学生累，其实他们只忙学习这一件事，不算什么，我们要从课内忙到课外”。
平等背后的不平等
“美国教育确实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王文说。只要有受教育的需求，任何人都能接受到较高水平的最基本的教育。
王文刚到美国时曾经历了这样一件事：
王文所在学校的社区有一个高度残障的孩子，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有上学受教育的权利，于是把孩子送进了学校。
为了让这个孩子能有一个适合的环境，学校专门为这个孩子准备了一间教室，教室布置得完全像一个家，并且配备了相应的康复设备。“这个孩子一个学期的教学计划只有一个：学会说hello。”王文说。
“在美国，任何人只要想上学就一定能接受到免费的教育，而且是最适合的课程”，王文说。
王文刚到美国时从事特殊教育。
美国的特殊教育与中国有所不同，包括我们熟悉的对残障人士进行的教育，同时也包括对有特殊需求学生的教育，比如，对学习困难学生的教育。
如果一个孩子在普通学校里出现了任何一点儿学习上的问题，学校通常要把他们送到这样的特殊学校来接受教育。
到特殊学校后，学生马上会做一份问卷，学校会根据学生的答题情况给学生的阅读水平、数学水平等进行评定，再按照评定的结果给孩子配备相应的课程。
“当时，我的班上共有12个学生，每个学生评定后的结果都不一样，仅以每个学生备两门课计算，这12个学生我就要备20多门课”，王文说，“这就是美国教育的公平，给每个人最适合的教育”。
正是这样的逻辑——“给每个人最适合的教育”，又使得美国公平教育的背后隐藏着明显的不公平。
“‘最适合每个人的教育’就使得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成了个人选择的结果”，王文说，很多孩子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被自己“选择”出了竞争的队伍。比如那些要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的学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很早就放弃了考大学的念头。
美国的基础教育是完全免费的教育，但是，“在美国的高中，没有任何一个学校和任何一个老师会给学生提供SAT或ACT的考试辅导”，王文说，要想得到辅导就要上课外的辅导班，“这些班的费用相当高”，富人家的孩子能支付辅导班的费用，SAT的成绩自然会更好。
另外，那些一、二流大学招生时十分看重的课外校外活动也需要较高的费用，王文的儿子上高中时参加了一个暑期的辩论夏令营，三个星期的费用高达几千美元，这对于穷人家来说无疑是很难支付的。
“有钱就意味着能接受更好的教育。”王文说，美国公平教育的背后隐藏着明显的不公平。
“美国人最不希望有人说他们办的是精英教育，但事实上他们的教育就是精英教育”，只不过这种精英教育外面有一层朴实的公平外衣。
所以说，对比之后还是会发现：消费升级必然带来教育升级，时代变化必然会带来教育模式转型。不过，减负并不能一蹴而就，更需要长远地规划设计：清晰的素质教育培养目标，加上切实可行的制度模式，以及社会评价机制的逐步转变，才是减负的重要抓手。道阻且长，减负不是目的，改变，是为了孩子更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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