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气方刚时，崇拜奸雄、枭雄，谁恶毒，谁不择手段，谁无所不用其极，谁拥有“雄才大略”，最后“功成名就”，喜欢谁。今天回头看，才知道“今是而昨非”。“一将功成万骨枯”，为一己私利，置亿万百姓身家性命于不顾者，与豺狼何异？反观中国历史，至今仍有多少这样的豺狼被供奉在神坛上，被人讴歌着，赞颂着？
项羽与刘邦之争，被后人认为是胸怀坦荡的青年人与老谋深算的中年人之争。他们认为项羽是充满了悲情色彩的“千古英雄”，他们为他的最终失败惋惜，流涕，耿耿于怀，而认为刘邦不过是一痞子、流氓，不过是凭着小聪明侥幸获胜而已，“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果真如此吗？大谬不然！楚汉之争，其实是残暴与仁义之争！被认为是“贪财好色”的刘邦在进入咸阳后，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而项羽呢？火烧阿房宫，坑杀二十万降卒！
韩信评价项羽的话最为公道，深中肯綮：“项王暗哑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wan）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危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
项羽若成功，中国历史上也不过又多了一个桀纣之君而已！
项羽有一名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瞧瞧他的志向！
许多中国人崇尚什么“大节不亏”。他们认为小节亏了，大节不亏，就是好人。于是便有一些迂腐之人挖空心思地杜撰这方面的故事：平日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土匪恶霸，面对外族入侵，摇身一变，成了抗击外侮的英雄。面对侵略者，他们气节凛然，宁死不屈，含笑赴死，死前还要说几句“感天地，泣鬼神”、气壮山河的大话：“宁为中国鬼，不做外国奴！”我翻遍历史，也没有找到一个这样的龟孙！试想，一个平日里养尊处优，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撒尿的人，会为了什么保家卫国而甘愿牺牲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充其量认为这是我的田间地头、势力范围，你们不能来，我的人只能我杀，我奴役，不许你们染指。而作为百姓，被中国人杀，与被外国人杀，难道有什么区别吗？
“临难不苟且，是为大节。”并非只有什么“民族大节”。
读《孟子》，竟能让我读出泫然欲泣的感觉，是我始料未及的。那个时期，我一闭眼脑中就会出现一个四处奔走为民请命的“老叟”形象。我们都误会了孟子这个巨人——他不是剥削阶级的代理人，他是人民的“忠实走狗”。谁最恨孟子？是那些统治者而不是人民。朱元璋读《孟子》，见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数语，勃然大怒，“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足见一斑。
但孟子的思想也并非完全正确。如其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民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这句话后被三国时的司马懿概括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并作为遗训传给司马师和司马昭。
果真“得民心者得天下”吗？试看中国历史，有哪一个朝代是靠得民心得的天下？如果真的如此，毛主席他老人家也不会说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了。
这是孟子的迂腐之处。他看出了问题的症结，却忽略了人性里丑恶的一面。
因朱元璋说孟子的一席话，让许多人不由得联想到被毛主席称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若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不知他能否幸免于难？
今人动辄骂那些勇于批评国人、国事的人为汉奸。《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汉奸”一词：“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所以，并非什么人都能有幸成为汉奸的。那些批评者，投靠了哪个侵略者？如今的中国有侵略者吗？他们又出卖了什么国家民族利益？他们有什么资格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如今有这么一种怪象，乱象：那些良知未泯、不屈从于黑暗、敢于揭露黑暗的君子，被称为汉奸，而那些文过饰非、粉饰太平、投机取巧的奸人，则成了民族利益的捍卫者。这不是黑白不辨、是非颠倒吗？时过境迁的百年后，再回过头来褒贬忠臣奸臣，还有何意义？
一个社会的“好”，不需要人们去挖掘，人们自己就能感受得到，“如人饮冰，冷暖自知”；而一个社会的“坏”，或者“坏”的苗头，若非亲身经历者，或者专业学者，或者具有洞察力者，就不容易被发现。这个时候有人提出来，让社会改正，或者防微杜渐，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何错之有？古代明智的帝王尚能“纳谏”，为何今人对过错反倒讳莫如深？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在于你拥有多少个世界第一，而在于你能否容忍不同意见者，拥有多少个敢于说不的人。
人们都恨叛徒，却极少有人设身处地地替叛徒着想：你可以死，你的父母妻儿呢？你可以痛痛快快地死，却偏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呢？给你做活体解剖，挖你的鼻子，剜你的眼，割掉你的生殖器，从肛门里把你的肠子掏出来，在你的脖子上绕三圈呢？
一面是死，一面是荣华富贵，换做你，你选哪一个？
大多数人的勇敢，都是躺在安乐窝里的勇敢，而不是面对刺刀。
孟子首说“大丈夫”。几千年的历史，可称为大丈夫的，大约只有明朝的方孝孺一人而已。 但他的大丈夫行径，并不被所有人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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