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希望母亲记得我是哪一天出生的。
应该是大雪开始飘飞的日子里吧。我出生当天的上午，同时制造我的两个人正忙碌于腌萝卜，细节一定是这样的：矮小而大肚子的母亲往大缸里放白花花的大萝卜，高大而瘦削的父亲在大缸里把每一个白萝卜踩严实；母亲撒出一大把粗糙的盐，父亲那两只裂开了皮的大脚板在盐上行走，冒出嗤嗤的声响；当大缸里的萝卜青菜被一些大卵石压实之后，母亲打来一大脚盆的热水，浇在父亲皲裂的脚上，洗去每一颗躲进硬茧子里的盐粒——一场制作几乎整个冬天的菜肴活动宣告结束。这时候，母亲应该产生阵痛了吧。
母亲说，不记得了。
或者不在屋子里？冬季的天空总是阴沉的，万物凋零，寒风冷酷。生产队的田野里有大片的糖梗、芝麻杆、大豆杆需要收拾起来，也有大片的旱地需要播上油菜籽和大小麦籽，更有无数水渠大坝的建设工程——社员的活总是无穷无尽的。母亲是个劳动能手，她一点不逊色于10个工分的男劳动力，却只限于6.6工分之内的计酬。这一天的母亲虽然不敢过分用力，去挑那日常百四五十斤重的担子，却也在建设大坝的工地上与所有的社员一起用劳动去交换筹码，交换生活。工地上挑担子的人极多，磕来碰去的，那时候母亲是不是摔了一跤？
母亲说，生产我的时候，听到她的病在床上的婆婆呼唤鸡叫的声音，那时应该是鸡到笼里休息的时辰。这样说，我的命运开端不是劳碌的开端，而是休息的开端，是属于富贵的天命？
可是，我的富贵天命是冬天来的呢，还是秋天到的呢？
母亲说，不记得了。
大我7岁的大哥振振有词：十一月初七这天！因为他在这天被父亲母亲狠狠地责打了一顿，浑身上下都是细竹丝鞭打的条痕。起源是：隔壁的二婶婶烧了一个猪头，弄得深幽绵长的小巷里都是浓郁的肉香。这股肉香呛着了包含大哥在内的巷子里所有的孩子，肉香的主宰者始终淡定自如，一点肉丝肉汤也不施舍出去。于是，所有的孩子都回家去无理取闹了，他们的家长威逼利诱也产生不了有效的制止力，只好开动杀戒——就像我的父亲母亲，一个严厉地唠叨，一个直接抽打。在这个上下两层总计不到30平方的住着6人的老屋里，我的母亲一定是在气坏了，伤心了，又懊恼不断的情况下动了胎气，让我过早慌张恐怖地挤进这个贫困狭隘的空间里来。
父亲说，上户口的时候随便说了一个日子。于是，我的生日就是身份证上的日子；我大哥的生日按照身份证上的话，只比我大5岁，那真是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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