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喻户晓的金庸收山之作《鹿鼎记》中有这么一段：施琅打下台湾后居官清廉，但因为他带领清兵取台，灭了大明留存在海外的一片江山，台湾百姓都很厌恶他；韦小宝替任，第一天署官便刮了一百万两银子，却因他是陈永华的弟子而受到台湾人民的爱戴，丝毫不计较他的贪污行为，甚至在韦小宝离开时送了无数万民伞、护民旗，以感谢他为朝廷撤消举台内迁的旨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小说家言，以前只是笑着看过去了，如今仔细想想，其中颇有些值得回味之处。
这一段情节，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清官涵义，却也包含了十分复杂的中国文化特征，从中亦可看出中国人普遍的文化心理。
“清官”中的“清”字更多的时候是指清廉，但是在《鹿鼎记》里，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清廉之官反而不吃香，倒是那敛财无厌的贪官受人拥护。原因在何处呢？施琅并未为民着想吗？非也非也。他为了内迁一事千里迢迢跑去京城陈情，就算是瞎子也能明白他在这件事上厥功甚伟。施琅在任期间的清白如水，也是台湾百姓有目共睹的。这样的一位好官，就因为在感情上不讨人们喜欢，便瞬间成了恶人一个。在这里，清官远远脱离了清廉的范围，被审视的已不再是为官的政绩，而转由感情上的好恶这样一种标准。吏治的好坏也不再作为个人事业的价值被品评和尊重，而是成为一个简单的迎合人们文化心理的符号。
中国文化一向是重人情的。即便是鼎鼎大名的包公，在刻划他的荧幕形象时也尽量往有情有义的方向靠拢。一旦遇上法与情不相容的时刻或场景，我们常能看到那个百般无奈下触犯法律的罪人主动投案或者自尽以谢天下。如此便是最好的结局。否则，若是碰上不认罪更不愿死、犟头倔脑又情有可原的犯罪者，我们的编剧可就不知如何是好了。清官戏的大同小异，其过不在编者，在群众也。惟有这样既顾人情又不枉法的清官，才是人们心中真正的好官，大家才愿意看。
原本，重视人情世故并非坏事，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际关系的积极互动，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温情脉脉。但是任何东西只要过了头，便往往显露出它不合适的一面来。商鞅用重典，逃不了自己立下的车裂酷刑；萧何一生谦虚谨慎、不置产业，却莫名引来“作法自毙”的身后恶名。对于那些制订法律的人，古代百姓有志一同地认为他们个个没有好下场。既然制法者自顾不暇，那么普罗大众究竟在寻求什么呢？若是当时的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法律本身的作用，倒是很可以有一番新气象的。但是，在一贯的封建专制下，人们已经彻底认不清法制本身的作用了。三国时诸葛亮治理西川“路不拾遗”的神话流传民间如此之久，以至于到现在还有头缠白布悼念武侯的人，怀念的恐怕不是谈笑间强虏的灰飞烟灭，而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清官情结”罢。
“清官情结”的致命弱点就是，这个“情结”将人们织结入一个“人治”社会的丝网，而这丝网倒置了法制权力的结构：本应掌握权力的老百姓心甘情愿地被裹入网中，而一些权力拥有者手牵网绳——他们紧一紧手，人民赤裸的骨肉就会被勒得痛苦不堪；他们松一松手，人民或许能够减轻些痛苦，但终究放不开手脚。就这样，习惯于“知足常乐”的古代老百姓很自然地只有两种命运：顶头上司是清官，日子便好过些，遇上个贪官，便只能自认倒霉了。在这种情况下，百姓对“清官”的渴求与幻想几乎渗透到各个层面了，无论是生活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可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清官”越多，那张勒人生疼的丝网经受疲劳考验的次数就越少，使用寿命就越长，这就是“清官情结”的至深危害了。封建统治之所以能在中国维持那么长久的时间，人们对清官的执着期待和莫名的崇拜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施琅的错，只在投降清廷而已。正如有人传说赵孟頫未被列于元代书法四大家，是因他做了元朝的官。一朝错，一世错。不管他们做了多少好事，艺术造诣有多高，当时的舆论就是要把他们一棍子打死，也不管这“错”是否值得商榷。固执是中国文化另一个极其明显的特征。宋朝能断阴阳的包拯、智慧绝伦的狄仁杰，施琅的次子施世纶，被后人追念至今，且以种种的公案小说为他们的事迹增添光彩。这些人物形象基本上是没有污点的，就算有也已被历史的长河掩盖不复再见。如今我们看到的早已不再是“人”，而是被美化过的神。
曾经风靡一时的美国家庭喜剧《成长的烦恼》里有一个极为经典的镜头：业已十岁的弟弟本一脸受打击状地拉着哥哥迈克问道：“今天我听说，原来爸爸妈妈他们也是人！”哥哥迈克一脸惊讶：“这个我三岁的时候就知道了。”两人当时的感觉都是惊讶，惊讶的内容却完全相反。比起单纯的本，那个洞悉世情的哥哥更具有一个人基本的判断力和思考力，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生活在法治国家而不是人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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