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体制在现代生活中的决定性影响，已经引发了非理性主义哲学思维的新倾向。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思潮不仅反对曾激发过当代独裁统治的权力哲学，而且反对“科学对人类自由的威胁”。非理性主义的主要哲学观点，见于复苏的存在主义学说。
整个存在主义运动共同的起点，似乎是认为理性主义哲学不能合理地解释人类存在的意义，理性主义者通过概念体系所作的一般性描述，未能把握个人经验的具体特性。为了弥补这个明显的不足，存在主义者求助于克尔恺郭尔所谓的“存在主义思维模式”。
首先，有人可能很想指出，从这些思辨的含义看，人生是没有意义的。生活的目的就是以一种尽可能有趣的方式活着；至于未来的目的，则都是幻想。其次，存在主义思维模式的概念本身也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如果你反思任何事物的存在，那么你考虑的必然是特定的东西。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抽象概念，甚至连黑格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和文艺复兴时的客观人文主义形成落差的是，这里的存在主义最多只能算一种主观人文主义。
在雅斯贝尔斯的存在论中，遇到了三个不同的概念。层次最低的就是客观世界，它只是简单地存在于此，所以，客观世界的存在是一种从外部来把握的“存在于此”，它涵盖了一切门类的科学。但我们却无法充分、正确地认识它的存在本身。
妨碍了我们感受这种更高层次的存在，即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自我存在”或简称“存在”，该存在模式不再对支配客观存在领域的理性负责。
我们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来描述，即他认为“个人存在”本身隐藏着各种不确定的“潜在性”。在争取突破自身的过程中，这种“自我”就和第三类存在协调起来，后者可以称为“超越”，它是一种包含了前两种存在模式的“自在”。
理性支配着“存在于此”（客观世界）的领域，而情绪则支配着“自我存在”的领域。
在法国，存在主义运动曾经与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该运动最著名的倡导者让·保罗·萨特，不仅创作了有影响的哲学论文，而且创作了多部小说。人类自由的存在主义观点被萨特推向了极端。
正是从一种压抑的情绪中，存在主义发起了对理性主义的反叛。
理性主义者在探讨关于自然运行的知识时看到了自己的自由；而存在主义者则在自己的情感放纵中看到了自由。
虽然人们完全可以认为心理观察是精确的，但要想把这种观察结果转化为本体论，则是行不通的，而这正是萨特的著作《存在与虚无》的目的所在。该书具有朦胧的诗意和奔放的语言，可算德国传统的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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