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是作家梁鸿走出书斋后对故乡的田野调查，该书通过阐述梁庄的衰败、更新、离散与重组过程，以此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物理形态、情感心理和文化状况，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下中国乡村存在的社会课题。作家梁鸿通过人物自述与非虚构写作的形式重塑梁庄，以复杂多端的视角描绘了村庄内数年来荒凉而又倔强的生命群像，借“我”的视角带领读者走进梁庄，继而逃离。
·故乡卷入淤流——城市化发展的时弊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在城市规划方面不可避免存在差异化，当具体到中国时，城乡鸿沟就是该差异的表现之一。古代中国的城乡关系受到自然经济的限制，再加上深厚的中央集权统治，所以具有乡村在政治上依附城市、城市在经济上制约乡村的特点，即乡村和城市彼此承担不同的社会职能；然而步入近代社会后，“城乡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呈现城乡分治和城乡不平等的特征。”城市不仅延续了对政治的掌控，还在政策的支持下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许多内陆城乡地区仍停留在相对落后的经济环境中，城乡鸿沟于是愈加明显。
为了减缓城乡分裂的趋势与缩小城乡差别，国家也施行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中国在1949年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基本上实行的是一个以农业养育工业，以农村养育城市的政策......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城乡关系进入一个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期。”为了紧跟城市化的步伐，农村不惜以破坏自然资源为代价。以梁庄为例，大规模采砂是为了呼应国家大力搞建设的号召，然而采沙厂钻了水下作业难以精确测量的空子，肆意挖沙造成沙窝遍布，河流表面平静，实则漩涡涌动。令人唏嘘的是，采沙厂只是打乱这条生态链的起端，上游的造纸厂与化肥厂的排污系统不达标，流出的废水带着刺鼻的工业味儿，把梁庄绿色的河坡硬生生染成了黏稠的淤流，不分日夜地吞噬下水的大人和小孩。“我管水，但是我也只能让孩子站在岸边。”县水利局的副局长对梁红如是坦白道。副局长的话里暗示着官场潜规则的不可撼动，也含着一种绝望的恐惧：阻止孩子靠近河流就是全部吗？那么河水与地下水的污染造成的农村饮水隐患又该如何阻止？或许挖沙机横进水里的那一刻起，梁庄便与其他所有村庄一样，成了与原生自然告别的大型空壳。
“河流，一个国家的生态命脉，一个民族未来的保障，但是在过去十几年中，我们却把它提前终结了。”在一条条河流的逝去中，我们的故乡也被一并卷走，冲刷两岸留不下农村稳健发展的痕迹，只见杂乱支流与黑色淤流。因此，在中国城市空间急剧扩张的今天，实现农村自我发展的当务之急是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农业资源，继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一方面是要保证农村内一定数量的耕地、山林与河流等不被城市发展侵占或被工业污染破坏，以确保国家的农业安全和生态环境平衡；另一方面则是保护农民对这些资源的所有权不被随意侵占，因为对于农民而言，这些资源几乎是他们被名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庞大浪潮所裹挟后，唯一可以帮助他们实现经济独立、重温故乡情怀的资本与底气。
·房屋深陷泥沼——个体性解放的匮乏
“一个村庄就是一个生命体，一个有机的网络，每个家庭的运动看似不相关联，但却充满张力和格局。”在梁鸿笔下，我惊奇地发现仅生活在梁庄一处便可阅遍人情世故，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他们的身份、尊严与人生观既与村庄之于农民的意义有关，也与传统之于生存共同体的意义有关。费孝通则将这种关系作了更加形象的类比：“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换句话来说，在一个整体的团体格局中，个体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这个架子，每个人才结上架子产生关联。若将这一模式放入任一存在大姓的村庄内，则更好理解：单姓自动降至低层地位，印证着某种教化性的权力。对于部分单姓家族的成员而言，性格莽撞些的，如梁鸿哥哥的朋友义哥，便一手菜刀、一手铁镐应对欺门霸户的行径，而后在各行各业闯荡，终于摸出了一条发家门路；然而大部分村民是未能将理想付诸于实践的，如梁鸿少年时代的好朋友之一菊秀，便从心怀浪漫的少女成为了典型的农村妇女形象，将期冀移交给自己十二岁的儿子，从此像世世代代的其他普通村民一样走向生老病死，走向被遗忘的命运；更甚者，如梁庄村突然自杀的春梅，也因长期的性压抑与冷暴力而最终用自己的身体亲自给梁庄土地施了肥。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生命’本身、‘人’本身并不值钱，除非你在文化系统之内找到价值的对应，才被赋予尊重和肯定。”城市化快速蔓延的今日，我们也无法视乡村道德观之崩溃而不见。上世纪70年代，农村的差序格局尚且根深蒂固，村庄内大家族的人总能够通过各个层面的亲属关系来推出较大的势力空间，因而像小姓或独姓的家族，很难凭一己之力在圈子内推出大的、有影响力的波纹。通过婚嫁这一渠道进入大姓的亲属范畴已实属不易，更别提进入村庄的内部空间获得认同。由此我想，村庄背景之下村民普遍存在的个体性压抑好比一颗定时炸弹——我国农村变革的关键时期之际，也是所有农民修复自我的关键时期，农村的文化理念需要得到改善，崩溃的道德体系也需要得到修补。
书中提到，梁鸿四处走访梁庄，某日返回哥哥家的途中碰到大雨，发现村内马路上的下水道均不通畅，水漫溢在街上，混杂着生活垃圾、脏水、泥沙和石子。“一到下雨，问题就出来了，各种脏东西都泛了出来，散发着强烈的臭味。”我想，不光是梁庄的路面，梁庄的几乎任何角落，估计都经受不住滂沱大雨的浇灌——无论是受工业污染而成的黑色淤流，还是深陷泥沼之中的各家房屋，大雨过后，总会暴露出这样那样的弊端。由此可见，农村的问题深深扎根在泥土里，雨一下，内里就再掩盖不住了。
村落结构的变化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变化，梁庄不再是梁鸿记忆中的有机生命体，而是正在逐渐丧失生命力与活力，意识到这点的梁鸿不禁留下“我终将离梁庄而去”的话语。事实上不难理解，随着乡土中国的逐步终结，即便如梁鸿出身、生长于农村，也难免悲哀地发现，无法再度进入乡村的深层结构和村民的话语系统。于是，就像梁鸿在作品中暗示的那般，“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在试图重返梁庄，却又最终逃离梁庄。
然而，逃离的尽头是城市么？前往城市务工的农村人民都会发现，融入城市并非想象中一样简单，这是从一处系统转移至另一处系统，从一种格局搬迁至另一种格局，中国的数千万人便这样无限重复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往返，继而使得城市化这一政策的施行效果更加难以定义。在各类统计数据的背后，或许我们可以发现，消灭村庄、逃离村庄并不是城市化的唯一途径，拥抱村庄、改造村庄才是从外部与内部双向解决城乡发展受阻的要义。我们可以在身体上和行为上逃离梁庄，但精神上还需牢记梁庄是生命伊始的故乡。
由此，我更倾向于梁庄并不只是一处仅供参考的乡野调查点，它更多是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轨迹的缩影，是大雨冲刷掉淤流与泥沼后才可看清的中国农民生态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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