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往事回忆录

我的往事回忆录

作者简介：

任长庆，1935年8月28日生，7岁入学。1950年王陶高小毕业，1951年参加工作。在职期间，曾先后在省人民银行干校、中央农业广播学校、国家技术监督局三个专业学校学习培训，均考试合格，承认中专学历。并具有经济师聘任资格。1979年入党，1997年退休。

1951年参加县人民银行工作后，历任勤杂、事务、统计、信贷副股长。1970年下放农村插队劳动，1975年任郭道公社农机管理员，1981年3月任王陶公社党委委员兼副主任，1984年当选为县供销社监事会主任，1985年县社监事会获“省五一劳动竞赛二等功”。1988年任县技术监督局局长，1991年任县财委副主任。

工作期间，先后获县委“党风好转先进工作者”，省农机局“全省农机战线先进个人”，省纪检委“全省端正党风二等先进工作者”，县委“社教模范工作队长”等。

目  录  开头语 ：

第一章  苦难生活促转机……………

第二章  坎坷曲折二十年……………

第一节  一帆风顺欠谨慎……………

第二节  反右斗争受挫折……………

第三节  文化革命付代价……………

第四节  二十年两次被下放…………

第三章  顽强拼搏忠于党……………

第一节  银行工作创先进……………

第二节  下放插队当模范……………

第三节  管农机全省开了现场会……

第四节  管企业经验登了报……………

第五节  监事会立了二等功……………

第六节  标准计量工作有了新突破……

第七节  社教被评为”模范工作队长” …

第四章  亲身感受与体会………………

第五章  高高兴兴度晚年……………

第一节  还了清白，园了梦…………

第二节  全家过上好日子……………

第三节  我有一个风雨同舟的好老伴…

第四节  子女、媳妇、女婿都孝敬……

第五节  后起之秀茁壮成长…………

第六节  坚持锻炼、颐养天年………

结束语……………………

附录部分

附录一  令我难忘的几件事………………

第一件  险被日寇杀死我…………………

第二件  三儿险些被拐走…………………

第三件  清房罚款难接受…………………

第四件  女儿转供被诬告…………………

附录二  自我维权小故事…………………

故事一  今晚我非住这不可………………

故事二  不给现金道了歉…………………

故事三  我要买十套运动服………………

故事四  追回骗款七百元…………………

故事五  药不对症退了钱…………………

故事六  茶叶不适也能退…………………

故事七  一定不退白给你…………………

附录三  诗词创作…………………………

顽强拼搏忠于党

我的往事回忆  任长庆

我原籍本县赤石桥乡青杨湾村，现籍郭道镇郭道村。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八日生，一九五〇年王陶高小毕业。一九五一年参加工作。在职期间，曾先后在省人民银行干校、中央农业广播学校、国家技术监督局等三个专业学校学习培训，均考试合格，承认中专学历，并具有经济师聘任资格。一九七九年在郭道公社入党，一九九七年退休县财委，为党为人民工作四十七年。

我的一生，是平凡而坎坷的一生，也是有滋有味的一生。为此作一简短回忆，以供晚辈参考

第一章  苦难生活促转机

我父亲任文郁（乳名高重）虽是小学三年级文化，却会写会算，在村上有“小文人”、族中“小秀才”美称。曾任本村教育主任，且勤劳肯干，力大过人，三十五岁时，在日本侵略者“三光”政策的摧残下，他含恨致病而终。父亲走的那年，我母亲冀光兰（别名改香）年仅三十二岁，我哥任彪（乳名计长）十四岁，我九岁，一家三口人过着缺衣少食，忍饥挨饿的生活。母亲虽身单力薄，但自强自力，毫不示弱，挺直腰杆耕种着十二亩坡沿薄地。从种到收，犁地、筛谷、担茅粪、拉大锄、赶牛车等，样样农活胜过男人。曾被村上评为劳动模范，任过村妇女主任，有“女强人”之称。但是，生活并不平静，这时村上掀起了一股宗族派系斗争，心术不正的人趁机给母亲以政治诬陷。在这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下，母亲不堪重负，毅然决然留下十八岁的我哥，领着我离家出走到才子坪村刘岗继父家生活。

一子激活全盘棋。母亲这一走，坏事变好事，继父供我高小毕业，并经人介绍送我到县人民银行当了勤杂。家里留下我哥怎么办，我二叔任文华（乳名来重）一九四三年参军，一九四六年汾孝战役壮烈牺牲。家里留下我二婶别说顾及我哥，连她自己也难以维系。最后还是我三叔任文蔚（乳名长重），在王陶五区公所任武委会主任，共产党员，工作积极，看着我哥可怜，叫到他家一起生活。并于一九四九年长江支队进军南下时，把我哥送到县人民武装部给部长王文林当了警卫员。父子二人一同去到福建工作，以后分别升任为县委农工部长和县经委主任，娶妻生子定居福建。

这一来，虽然家人离散，不便团聚，但都走向社会，有了自己的工作，一心跟党走，有了大靠山。从此，实现了人生大转机。（祖辈详情见任氏家谱第一集）

第一节  一帆风顺欠谨慎

我一九五一年（十六岁）参加县人民银行工作时，国家还没有统一发行人民币，我县市场上流通的是“冀南银行”货币，银行是以经营粮食，实物保本，平抑市场物价为主。从基础设施看，历经多年战争，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正处于三年（五〇年至五二年）经济恢复时期。县城不通汽车，不通电，也没电话，自来水。集中县级机关开大会是以吹军号为准。县委书记、县长出差骑骏马，银行行长下乡坐“连天转”（即木制车轮和车轴一齐转）。我的工作是侍候行长，送文件，几次步行到沁县，当天去，次日返，来回一趟要两天。后来去长治才骑上了自行车，当天只能骑到屯留县河神庙，次日才能到长治。来回一趟得四天。职工的待遇是津贴制，我一个月赚一百七十斤小米，按当月最后一天的市场小米牌价计算，折合成“冀南银行”票子只有九元钱，除去当月六元伙食费，只剩三元为零花钱。就这样工作了一年，行领导认为我表现不错，一九五二年“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结束后，原事务长党显威因贪污公款一千元，反成“老虎”坐监后，让我接上事务，负责管理全行职工的伙食。次年又让我当上统计员，由练习生提为正式行员。一九五五年五月，又派我到省银行干校学习信贷业务。一九五六年六月我被提拔为县支行信贷与货币流通股副股长。一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进步较快，但思想不够成熟，缺乏谦虚谨慎态度。

第二节  反右斗争受挫伤

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一路顺风的发展，确令行内同伙嫉妒。于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预想不到的政治灾难降临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中央民主人士罗隆基在报纸上鸣放说：“国务院副总理都是共产党员，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党天下”。”我看了报纸持怀疑态度，于是一个个细细择点后说：“国务院副总理确实都是共产党员，没有一个非党人士，但不能说是“党天下”。”举报的人断章取义，把我说的最后一句话除掉。就这样，我闯下了反党的塌天大祸。在会上批判的人用推理的方法，上纲上线说：“同意罗隆基的言论，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右派。”打这以后，行领导虽然还让我工作，但同时要我深刻检查，并在班前班后打扫公共卫生，爬高墙写大幅标语，以示对我处罚。一九五八年又以“三门干部” 为由（即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机关门），下放到鱼儿泉公社仁道村，上山下乡，劳动锻炼。下放到这里的还有王玉恒、郭安国共三人，劳动一年后，回原单位工作。我回到银行后，被县委抽调我配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董谦（江横）带领的调查组，调查“毛泽东论农业互助合作。”调查结束后，董谦升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共党史学会顾问、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亲笔书写“彩霞映青松”的条幅赠我留念。（见照片）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党内反右倾机会主义时，行内仍有少数职工以右派反我，于是我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问个究竟，时任纪检书记的王华同志拿出我所犯错误的书面结论给我看，结论称：“关于任长庆右派的问题，地委没有批准，是右倾思想错误”。并说：“五七年就把这个书面结论通知银行，让其在职工会上宣布，并通知本人。”这时，我才知道我并不是右派，是右倾思想错误。可是银行党支部为什么不按县纪委要求执行，一直扣压不宣布呢，我看主要还是银行党支部负责人左的思想严重，想用右派来压我，所以在银行长期消除不了对我错误的不良影响。对我来说，当然是很大的压力和挫伤。

第三节  文化革命付代价

不幸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过去的错误影响还没消除，“文革”中又强行把我拖入派性泥潭，惨遭暗算毒打，付出惨重代价。一九六七年我在“文革中汲取过去错误的教训，未参加任何派性组织活动。但即使你没有派性，秉公办事，也会被派性严重的人误解和打击。事情是这样的：我一九六七年任县银行信贷和货币流通股股长，负责全县各营业所的库款调拨，当时全省武斗形势日趋严峻，省、市行指示对基层营业所库款的调拨要严加控制，除保证正常业务需要外，不得保存大量库款，以防不测造成损失。于是，我在调拨库款时，和对其它营业所一样，没有满足交口营业所的库款要求。这一来，得罪了参与联字号组织的该银行营业所负责人，误认为我是红字号观点，有意控制联字号用款。所以，当沁源一中发生武斗，打死学生王 旭红的那天，我躲武斗回郭道路过交口时，被联字号郭某等人堵住去路，将我带回交口战联。刹时间有五、六个造反派气势汹汹围上来，我看着将要被打的架势说：“相信同志们一定会按照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办事的。”我的话音刚落，五、六个造反派一齐扑上来拳打脚踢，把我打翻在地，边打边说：“什么毛主席指示，我们就是要打，你敢把我们怎么样”。打了一会停下来，把我禁闭起来，专人持枪看管。第二天派了两个人，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支一尺多长、核桃粗的木棒，分别坐在我左右两旁，将我的眼蒙住，开始对我审讯，问：你什么时候入的“红暴”，我说：“哪个组织我也没参加”。又问：“你为什么不给交口营业所多拨库款”，我说：“上级银行有指示，够用就行，不让营业所多保存现金”，又问：“现在银行库里有多少钱？”，我说：“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能说，你们问这个干什么？”我回答一个问话，他们在我膝盖上打一棒。第三天又要审讯，战联内部留来则（县晋剧团须生名演员）等几个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当场和审讯的人吵了起来。我怕加剧矛盾对我不利，劝解他们说“不要因我争吵，影响你们团结，伤了和气。”从此以后就再不审讯了。但从审讯的问话中，我意识到抓我、打我、审我的幕后策划者是银行交口营业所负责人的主谋。是对库款调拨的不满和报复。第四天我母亲和我爱人得知我被交口战联扣押和殴打的消息后，心急火燎，冲破重重阻力，从郭道步行三十里，赶到交口搭救我，母亲找到战联负责人严肃地说：“我就俩个儿子，大儿子在福建前线当军官，家里我就靠这个儿子活，如果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可和你们没完。今天就放我儿子回家，不然让我在福建的大儿子回来，看你们怎么交待”。母亲这一席话真厉害，他们知道我是军属的儿子，军人的亲弟弟，怕以后负不起责任，不好交待，当天便派人持枪将我母子和我爱人送出交口村回郭道的路上。护送我的小伙子是正中人，和我分别时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依依不舍。

我家在郭道，回郭道当然好，但战联认为郭道是“红暴窝子”不让我回去，于是我决定先到我爱人教学的东阳城小学住下，过一段再说。到校后闭门养伤，不和任何人接触。不料没过几天该村的联字号说我在那里“搞活动”，勒令我离开学校回家。我想这倒好可以回家了，于是让亲戚张二虎用小平车把我送回郭道，回家后伤情未见好转，时不时好像有人监视我。于是我拍电报让我哥回来看我，我哥回来详细了解情况后，去县革委会找到张有福主任说了我的事，张表态“没事”，我才回银行上了班。

第四节  十二年两次被下放

前面我已经说了，一九五八年以“三门干部”为由已下放过一年，另外，我记得三县（沁源、沁县、襄垣）合并时还到襄垣县西营水库劳动过一段。一九七〇年“文革”中，又以我过去有错误，文革中怀疑站错队，下放我到郭道公社棉上大队插队劳动。现在看来，插队劳动并非坏事，它使我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成长，在政治上思想上逐渐成熟起来，学到了许多过去学不到的东西。比如我的群众观点，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就是那时学会确立起来的，终身受用，不可小觑。但是，这个收获，是被当政者惩处，在精神压力下，偿尽各种滋味中取得的，而且一晃就是二十年，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呢？所以当时的当政者，以极左的方法，带着派性，搞所谓“清一色”，对大多数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长期采取排斥、歧视、惩处的方法，断然不是一个胸怀全局，高瞻远瞩，党性很强的领导干部应有的作风。所以我认为，不管谁当政，如果不搞五湖四海，团结大多数，必然自我孤立，注定失败。

第三章  顽强拼搏忠于党

我在长达四十七年的工作中，虽然经历了坎坷曲折的道路，但不管前进路上多么艰难，我始终坚定信念忠于党，一身正气不怕邪，挺直腰杆大胆干，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迎来了灿烂的曙光，最终锻炼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党员干部，按照时间顺序，我的工作经历大体如下：

第一节  银行工作创先进

一九五七年在县银行反右斗争结束后，我不管银行和县委怎么对待我，我深信自己不反党，而是热爱党，拥护党，这点谁也没有我清楚。因为我从有记忆起，我全家的生存与转机都是党给的，所以我对党只有感恩，而丝毫没有半点忌恨，况且我自参加工作后，一直迫切要求入党，这怎能说我反党呢？所以，我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〇年的十三年里，工作丝毫没有松劲拼命干，想做出成绩给党看，正是这一思想支撑，我定期分析全县重点工商企业资产负债表，发现问题，深入企业调查研究，主动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困难，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既节约了信贷资金，又满足了企业生产和流通的资金需要。工商企业和上级银行都满意。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我多次在全省信贷工作会议上交流经验，在全省推广。与此同时，我每半年深入基层进行一次货币流通调查。摸清团体、个人和各阶层货币持有量，及时向上反映，采取平衡措施。避免了盲目投放，通货膨胀。全县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币享有很高的威信。在全省召开的货币流通经验交流会上，我介绍了“搞好货币流通调查，稳定金融市场”的经验。

此外，我除做好信贷与货币流通本职工作外，还担负起全行的总结、报告、领导讲话等综合性材料的起草工作，通宵达旦，彻夜不眠是常事，以致劳累过度、曾患上极度神经衰弱、肝炎、肺结核等，幸亏当时年轻、治疗及时，险些造成大病。（附本人1957年国庆节留念）

第二节  下放插队当模范

一九七〇年，县委决定调离我到棉上村插队时，开始有点想不通。但同时又想，既然在银行改变不了部分人对我的看法，倒不如换个环境试试。于是我愉快地接受了县委的决定，到棉上村插队劳动。这次和我到棉上村插队劳动的有县委农工部长郭柏林、县妇联主任梁玉芳、还有郭永荗、张继舜、黄玉琴共六个人，分别下到六个生产小队，和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毛主席著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受到群众的好评。一九七〇年七月，棉上“五七”战士班被评为模范班，班长郭柏林、我和黄玉琴出席了晋东南地区召开的“五七”战士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附：出席代表会照片）

第三节 管农机省里开了现场会

在棉上村插队一年后，调回郭道公社下乡包队。一九七五年改任农机管理员，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和公社农机站、各大队干部共同努力，修通山路九十五条（七十五公里），引机上山，机耕面积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每年提前半个月完成机耕任务后，抽出六台拖拉机帮助临近公社机耕。此外还开展了机播、植保、脱粒等作业，成为全省农机战线的一面红旗。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省农机局在郭道公社召开了“全省山区农机化现场会”。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我被评为“全省农机战线先进个人”获省农机局奖状、奖金。（附：照片）

同时，除搞好农机外，公社党委还让我到棉上大队配合县委书记谢贵荣蹲点。每逢书记到点上了解情况，我向他详细汇报近段工作进展和存在问题。经五年配合书记蹲点，该大队粮食亩产翻了一番，人均收入增长了三倍，农林牧付全面发展，成为省、市、县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我在农机、蹲点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赢得了县、社领导的信任和好评。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郭道公社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圆了我入党的梦。过去对我的不实之词全部推倒。银行整理我的黑材料全部销毁，还了我清白，在政治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县银行销毁我黑材料的证明原文如下：

长庆同志：

由于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再加上谢振华同志在我省各地大搞“一派群众基本正确”、“一派基本错误”的影响，干扰了无产阶级主化大革命的正常进行。在我县也受了谢振华同志的严重干扰，使一部分群众受了委曲。本来是阶级兄弟，当阶级敌人对待，作了一些不符合党性原则的事。经过县委和机关领导的思想革命化，深深认识到派性的危害，从思想上划清了正确与错误路线的界限。为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加强人民内部团结，消除思想隔阂，进行了感情落实，将整理的个人材料以及个人检查等都进行了彻底销毁。因销毁材料时你不在，为此写信告你，共烧毁了你的个人检查10份，机关整理你的材料三份共八本，还有你整理的一些派性材料共七份，全部烧掉。并声明如别处有遗漏材料都声明作废，特此告你。望批评帮助是荷。中国人民银行沁源县支行革委会孙振寿（盖章）。1975年12月28日（后附原件影印件）

第四节  管企业的经验登了报

一九八一年三月，县委调我到王陶公社任党委委员兼副主任（附郭道公社全体干部欢送任长庆同志荣调留念）。到任后，我分管全公社十一个煤矿和农机站、供销社等社队企业。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率先进行改革，引进技术和资金九十五万元，接手改造刚刚立项开工的三个矿井。并选派一百名中青年煤矿管理人员，分五批到晋中矿业公司学习培训。实行了新老交替，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煤矿管理实行工人定额计酬，管理人员工资浮动；在用人方面，鼓励干的，处理乱的，批评看的；新增用工优先在伤残职工子女中选拔。沙坪煤矿一矿工，在井下挖未爆炸的炮眼，双目被炸失明后，本人残废，儿子无业，全家无法生计。公社成立矿山测绘队时，我将其儿子李江龙选拔上，公社出资送到晋中矿业公司培训后，当了煤矿技术员，全家脱贫，李江龙高兴的说：“任主任看得起穷人，是老任救了俺全家。”在矿工待遇上，对每天早晚跑五至十华里到公社煤矿上班的矿工，每日增加五至十元的跑腿费，亦叫“磨鞋费”。为解决矿工不稳定的问题，实行按实际做工年限，分别一、三、五、七、九和十年以上六个档次，退职结算时，除应得工资外，发给“贡献奖”。时间长的多得，时间短的少得，不够一年的不得。特别是对矿工每月应得的工资和劳保福利，当月兑现，不赊不欠，说到办到，不哄不骗。采取以上改革措施后，极大地调动了矿工的劳动生产积极性，矿工们高兴的说：“任主任体贴矿工，说话算数，俺信得过。”

尤其在工作中，我十分注意廉洁自律，不贪不占，无私奉献，敢于碰硬。我调回县清理“三种人”办公室后，几个老矿长在一起议论说：“公社以前管企业的人都“发”了，可任主任身在钱窝里不贪占，真稀罕。”似乎觉得“可怜”，愿个人解囊资助，以示赞赏，均被我婉言谢绝。原企办主任，因以权谋私，工作不力，管理混乱被免职后，在新任企办主任未到之前，我临时兼任企办主任，这时公社领导派副书记杨永明同志协助我工作。相处一年后，看到我不贪不占，洁身自好的表现深受感动，情不自禁的说：“老任，我老实告诉你吧，当初公社主要领导让我来，并不是让我帮助你工作的，主要是怕你手脚不干净“捞油水”来监视你的，不想你干干净净，真让我佩服。”我说：“谢谢公社主要领导对我的关心。”对于我在王陶公社分管企业三年的表现究竟如何，原王陶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来接任企办主任的郝仁库同志，在他“平凡人生坎坷路”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当年的企办是由公社副主任任长庆分管社队企业，年轻时一直在银行部门工作，工作能力高人一筹，要不是同行妒嫉，早该是银行行长。我对他的评价是：说话有分寸，遇事有办法，分管一个部门的工作，目标明确，措施得力，严厉有余，游刃不足。因此在官场中只有退没有进的缘分。和任主任一起工作了几个月，觉得很有长进。那时候管的十三个社队企业，差不多每星期召开一次厂矿长会议。由于他对下面的情况了如指掌，月初的计划，各个阶段的进展，存在的问题，既条理又清楚，下面的厂矿长及各层次管理人员丝毫不敢懈怠。”

就这样，我在王陶公社管企业，大刀阔斧，奋战三年，到一九八三年底调离公社回县时，新改造的三个矿井全部投产，全公社煤炭产量较一九八〇年翻了一番，总产量达到一百五十万吨。两个公社煤矿的旧债七十五万元大部分还清，企办帐面存款余额达三十多万元。《山西日报》报道了王陶公社企业管理经验。（附：王陶公社领导欢送新兵入伍留念）

第五节 县供销社监事会在省立了二等功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全县供销系统社员代表大会上我被当选为县供销社监事会主任（附：当选大会讲话照片）。在全省上下缺乏工作经验的情况下，我和全系统监事会干部一道狠刹贪污挪用、以权谋私、多吃多占、不负责任、违法乱纪等五股歪风，清回各种欠款一百七十多万元，落实冤假错案七件，查处经济犯罪十起，保证了供销社改革的顺利进行。一九八五年三月获县委“党风好转先进工作者”，奖状（附照片）。出席了长治市政府召开的“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表彰会”，获玻璃镜框一面。四月份出席了省纪委召开的“端正党风表彰会”，我被评为“全省端正党风二等先进工作者”。获省纪检委表彰（见奖状照片）。同年五月我主导的县供销社监事会荣获“省五一劳动竞赛二等功”奖（附照片）。五月二十五日晋东南地区监事工作现场会在我县召开。一九八七年九月我在全省召开的监事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介绍了我县供销社监事工作经验。（附交流发言照片）和（供销系统代表大会后第一次工作会议全体合影）

第六节 标准计量工作有了新突破

我长期从事经济工作，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县人大任命我为县标准计量局局长。（附人大任命书照片）当时面临的问题是，业务不熟悉、工作没基础、职工素质差、社会不重视。全局十个职工，十吨法码，只能检定地秤、台秤、案秤、杆秤，实际上仍起着原“计量器具检定测试所”的作用。对于产品质量标准化的检定检验根本无能为力，一项也没有开展。面对现实，经过三年的努力，突出地抓了以下五方面的工作：一是一九八八年，利用各种宣传工具进行了四次标准计量法大宣传，大贯彻，引起各单位和全社会对标准计量法的重视。县人大并就《进一步贯彻计量法》作成决议。二是在经费不足、工资难保的情况下，自筹资金三万元，增添了计量质量检定检验设备，从外单位调进三名技术人员，新购工具车一辆，开展了事关人民生命健康与安全的血压计、瓦斯计、锅炉压力表的检定检验。三是经县人大、县政府批准，在原标准计量局的基础上，改建为技术监督局（附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成立技术监督局全体合影）。新开展了煤炭、食品的质量检验。四是进行计量质量执法大检查，查处了二十六个单位经营伪劣商品的问题。促进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并从省计委要回五万元建楼款，基本上解决了该局过去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无技术、四无场地的问题，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五是在全市各县区首家置换了标准计量职装，风容风貌焕然一新，标准计量工作有了新的起色。（附：参加国家技术监督局举办的县级局长岗位培训照片和岗位培训合格证书）

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技术监督局具备了快速发展的条件。但是，由于某副局长的搅局干扰，下一届我不能再干下去了。其理由：一是在事关本局改革的重大问题上有原则分歧，我主张执法事业单位实行责任制，超奖减罚，有点激励机制就行。某副局长则主张和农村一样实行大包干，可承包前拿不出一分承包费，那样赚了都是承包人的，赔了局里连工资也发不了，风险之大不可预测，更重要的是大包干影响执法公平、公正；二是公车私用，某副局长每逢回家，让其会开车的儿子开上局里的车接送，一走就是好几天，回来后发现随车工具丢失一空，车坏了也不吭声，扔到一边。如若过问，便火冒三丈，很有意见。三是不通过纪检委，私自到银行非法调查我的存取款项，被银行拒绝。面对现实，我曾想过组织调整，可某副局长在县委组织部有人，当初他来计量局就是本村在县委组织部的这个老乡的特殊照顾，所以动他不得。于是我选择了离开，要求县委把我调走。最后县委把我调到县财委，让县劳动局长接替了我的工作。新局长到任后，某副局长仍然搅局干扰，于是新局长干脆把他甩开，根本不把他当副局长看待。如此一来，某副局长气急败坏，但又无计可施。因他是最后一站，无处可走，劝其退休不退，硬是向组织要了个副处待遇才退，不久便病重身亡，离开人世，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了。

第七节  搞好财贸，服务中心，被评为模范工作队长

一九九〇年换届选举，县人大任命我任县财委副主任（见任命书照片）。主要任务是协助县委、县政府在财贸系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协调各局、行、社的关系，发现和处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财委工作一段后，县委抽调我到韩洪公社韩洪村任社教工作队长，对该村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我带领工作队员深入该村后，和干部群众实行“三同”，协助村党支部对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协助党支部制定了“韩洪村操办红白喜事的若干规定，并成立了“妇女禁赌会”，制定了“严禁赌博的若干规定”，社会风气明显好转，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八月份社教工作结束后，县委总结全县社教工作时，表扬了韩洪社教工作队，我被评为社教模范工作队队长。（附：荣誉证照片）

一九九三年，县委根据干部任职“七留八不留”的精神，免除我县财委副主任职务，退居二线任正局级调研员。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正式退休，颐养天年。（附：县财委下属各局、行、社负责人欢送财贸副县长刘晋英同志荣调留念）

以上看出，我四十七年的工作生涯，起伏较大，顺利和挫折喜忧参半。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二十二年里，基本上是在精神压力下，经受各种考验中过来的。成绩的取得和奖励，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能力和本事，而硬是靠一身正气不怕邪，顽强拼搏忠于党取得的。我这样说决不是好大喜功，评功摆好，而是我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成绩的取得首先应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对我的长期培养教育。但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我热爱党，拥护党是长期的、一贯的，并没有因为党误会了我而有所怨言和松懈，是能够经得起党的长期考验的，党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接纳我入党的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四章  亲身体会与感受

我写回忆录的另一个重要意图是，想把我多年的亲身体会与感受告诉孩子们：

一是无论干什么事情，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好。不要蜻蜓点水，华而不实，半途而废。

二是无论干什么事情，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群众，对得起党，让党和政府放心。

三是无论干什么事情，要先公后私，公私分明，不贪不占，洁身自好。那样，可能你的生活要比别人差一点，但你无私无畏，受人尊敬，吃得香，睡的甜，一生平安。

四是无论做什么事情，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经得起党的长期考验，坚信党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

五是无论做什么事情，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遇事要三思而后行，吃准了再干。但也不能怕犯错误和挫折就什么也不敢干，那样你一辈子也干不成一件大事。一个名人说过：“人生多风雨，何处无险阻，百折不回头，走出幸福路，往前走啊，莫停步。”著名作家周立波说：“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把它走完，就算跌倒也要豪迈的笑。”

当然，我本身还有不少缺点和毛病。譬如：性格内向，有点固执；耿直有余，委婉不足；沟通不够，貌似骄傲；沉默寡言，不够活泼等等。这些缺点望晚辈切记，不要重犯，是我唯一之盼。

第五章  高高兴兴度晚年

我童年时家境贫寒，青年时虽有好转但也一般。一九九七年退休后，正值国家改革开放最好的发展时期，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处在晚年生活的我怎能不高兴呢？之所以高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节 还了清白 圆了梦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九七九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过去强加在我身上的不实之词全部推倒，还了我清白，圆了我入党梦，政治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第二节 全家过上好日子

我全家十八口人，除三个青少年尚在读书外，十五个成年人都有稳定和相对稳定的职业和可靠收入。年人均收入已接近或达到小康水平。五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房子、小车，生活自足有余，已经实现了自古以来祖祖辈辈盼望以已久的“丰衣足食”。我可以说是无后顾之忧。

第三节  我有一个风雨同舟的好老伴

我和老伴史武英于一九五八年结婚，生有三男二女，家里还有我年逾八旬的老母亲，全家八口人。经历了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在困难的日子里，由于我俩长期不在一地工作，老伴史武英除做好教学本职工作外，还担负着全家日常生活的重担，没柴自己挑，没水自己担，种地、碾面、做饭、洗刷无所不管，时间长了，落了一身病，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退缩，而是和我同甘共苦，风雨同舟，渡过了一个个难关。一直相扶到现在年已八旬，婚龄已有五十八年，再过两年到二〇一八年，就是“钻石婚”了，但愿百年好合，长命百岁。

第四节  子女、媳妇、女婿都孝敬

我老两口退休后，二〇〇四年，大女儿在太原给我们买下房子把我们接到太原。衣食住行和医疗保健无所不管。有好几个春节，女婿开车，旅游过年，大江南北大部分看遍。直到年近八旬，实在跑不动了才停止了旅游。在太原住了十一年，二〇一五年，女儿移居昆明后，我老俩口才搬回沁源。回到老家后，在县城和郭道上班的儿女、媳妇、女婿，更是关心备至，体贴入微，十分孝敬。远在昆明、厦门上班的儿女隔三叉五电话问安，二儿子又带孙子专程从厦门回来看望，真是儿孙绕膝，谈笑风生，好不快活矣！

第五节  后起之秀茁壮成长

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先是五个儿女上高中，现是六个孙辈，四个大学毕业，三个已经就业，分别当上了律师、教师、工程师，后继有人，寄予厚望。

第六节  坚持锻炼  颐养天年

我从小就爱好体育运动，进入老年后，，从一九八〇年起，日行一万步，天天打杨氏103太极拳，数十年从未间断，所以我许多老年慢性病得到有效控制和缓解，有道是：

严寒酷署数十载，走路打拳未间断。

今生我虽不富有，八旬健壮金不换。

此外，我还爱好练书法，功底虽然一般，但舒心养性，陶冶情操，积累资料，其品味非同一般。（附：1956年县人行“银鹰”篮球队全体队员合影，走路、打拳、书法、旅游等照片）

所有这些，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分享改革开放和惠民政策的结果。望晚辈们忘我工作好好干，一心一意跟党走，为建成小康社会，振兴中华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八十一岁生日于县城）

附录部分

附录一  令我难忘的几件事

在我的一生中，除了前面第二章所述坎坷不平的遭遇外，尚有几件事令我记忆犹新，久久不能忘怀。

第一件 险些被日寇杀死我

一九四三年，日寇侵华的“三光”政策遭到残重失败后，处于垂死挣扎，末日来临的日寇被逼改为软化政策，以压制中国人民愈演愈烈的抗日烈火。就在这一年，我和母亲随同青杨湾村的邻居逃到王凤乡善朴村躲反。这个村的大山深处有个烧过木炭的窑洞，坐北向南，洞口比水桶略粗一些，，刚能钻进一个人，但里面比较宽敞，深约七尺多，高约六尺多，长约两丈多，能躲藏三、四十个人，但不能做饭，大小便得到外边。一天有个小伙子到洞外小便，被搜山的日本鬼子发现，这个小伙子刚刚进了洞，就听见洞顶上急促的脚步声，刹时间“杀”的一声，有十来把刺刀捅满洞口，洞内的几十个人又哭又叫，乱成一团。接着被敌人全部赶出洞外，押着下山到了赤石桥乡胡汉坪村。到村后见有不少被鬼子抓来的父老乡亲，人们饥饿加恐惧，一个个就像傻子一样呆在那里，听天由命。这时有个鬼子身挂大刀向我和母亲这边走来，看着我胖墩墩的有点可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江米团给我吃，被我一下子打的掉在地下，那鬼子见状火冒三丈，随手从腰间抽出一把近一米长，明晃晃的“东洋刀”要向我砍来，我妈见势不妙，立马跪下连连叩头求饶，方才免于一死。到了晚上，鬼子把妇女儿童和男人分别圈在两个家持枪看守。到了第二天，把抓来的人全部集中到一块，由日本“太君”训话，听翻译官翻译，大意是只要中国人不反抗日本鬼子，就是良民百姓，发给“良民证”，以后见了日本鬼子就不抓不杀了。第二天是给我们发了“良民证”，把我们释放了。但没有一个人相信以后鬼子再不抓不杀的鬼话。

一九四三年我刚满八岁，在小学一年级听老师讲“不吃鬼子糖，不吃鬼子糕，里面有毒药”。加上对鬼子“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的滔天罪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早已埋下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火种。所以当鬼子给我江米团时，我只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满腔怒火，哪里顾得上考虑自己的安危呢？这是后来长大了才越想越觉得后怕。但后怕之余，同时又为我当时反抗日寇不计后果“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到骄傲和自豪。

第二件  三儿险些被拐走

一九九一年，三儿十五岁，读完初中后，在家无所事事。一天中午吃饭时怎么也等不回来，又见桌子上放的公债券短了五十元。三儿去哪了，四处寻找无果，有人说见有两个小孩坐上去太原的班车走了。听到这个消息，全家人心急火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于是我和他妈赶快去太原寻找，在车站、超市、主要街道找了个遍，不见三儿踪影。后来我俩商量到太原长途汽车站看有没有出来再找。不料，刚一出站，见远处走来一个小孩，越走越近，越看越像，罢、罢、罢，这就是我三儿子，总算是找到了。这时二话没说，先领着孩子到饭店吃饭，吃罢饭和孩子一同到太原他舅舅家住下再详细谈（三儿没来过他舅舅家，他舅父叫什么，住哪里都不知道）.经过详细了解，才知道三儿是不想在家啃父母，想出来闯世面找工作。不料带的钱少，到太原没几天就花光了。所以，肚子饿了不敢进饭店，瞌睡了没钱住旅店，每天只能在街上买点零食吃，晚上在车站或马路上借宿。至于找工作，更是两眼墨漆黑，既没熟人介绍，又不知道哪里招工。回家吧，连路费也没有，这正是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幸亏当时太原社会治安状况良好，未被人贩子发现，不然的话，还不知现在被拐骗到哪里。这二十多年我老俩口和全家是怎么个活法，弄不好现在还得到央视找倪萍老师，求助“今世缘”找我儿子。找着找不着，结果如何，简直很难想像。

三儿这次闯天下，虽然吃尽了苦头，但使他懂得了“求人帮助就业，不如自己创业；迷恋城市，不如立脚本乡本地”。这一确实可行的成长发展之路。从此，三儿哪里也不去了，就在家里刻苦钻研电脑技术，自学成才，自己租了个门市修电脑，技术精益求精，知名度越来越高，买卖越做越大，现在不仅经营家电维修电脑，还承包了郭道地区的宽带安装，一个门市增为两个门市，从业人员增到五人，不仅自己当了“小老板”，还为他人解决了就业困难。

第三件  清房罚款难接受

我家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全县公社大合并，从聪子峪乡才子坪村迁到郭道村的。同年我和史武英结婚，后生三男二女，到八十年代末，五个孩子都陆续到了结婚年龄。可我当时全家八口人，只有四间（三十六平米）房子，除我妈和我夫妇俩占用外，三个男孩结婚都没有房子。如何解决住房困难已迫在眉睫。我曾想在县城解决，可我工作过的单位都没有公房宿舍。掏钱买吧，当时还没有商品房市场，自己建吧，县委严禁干部在县城建房。当时的精神是：“学大寨，先治坡，后治窝，建房是建安乐窝”。怎么办？思来想去还是回郭道自己建，因为郭道既是农村，又是本村，五个孩子都是在郭道出生长大的。迁居郭道已三十多年了，我全家是人所共知的郭道人。于是我妈申请大队批地二分，建起一栋五间二层楼房。谁知还没有来得及装修住人，全县清理干部建房开始了，大队未批地皮前，我妈和大女儿均是农业户口，大队批准建房后，我妈在福建我哥给转成非农户口。清房开始，清房办以我妈是非农户口骗取地皮和我是家中唯一有权的领导干部（当时任县技术监督局局长）为由，列为清房对象，定为非法建房。所批二分地皮从零罚起，罚款七千二百元，并限期交款，否则依法论处。对此，我当时想不通，其理由是：（一）不让在县城建房，，在郭道建房，郭道既是农村，又是本村，我错在哪里？（二）家中还有大女儿是农业户口，我妈又是在大队批准建房后转为非农户口的，怎能说是骗取地皮呢？（三）即使全家都是非农户口，也都是人，都需要住房，哪里也不让建，这些人去哪里住呢？（四）我当时虽是县技术监督局局长，但我首先是我妈身边唯一的儿子，又是五个未成家子女的父亲，为他们建房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建房问题上，既没依仗职权，又毫无不正之风，这和我当不当局长有何关系呢？难道当了局长就不能给母亲和孩子建房吗？建了就是依仗职权的不正之风吗？这种毫无根据的推理逻辑能站得住脚吗？总之，我认为我没有错误，更不知道错在哪里。所以，对清房罚款我始终难以接受。

我虽然对清房罚款想不通，但碍于服从组织，免于处分，没钱和亲友借，在本县借不上，搭上拉煤车到介休借，一天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钱是借到了，也按时交款了，但上焦火太盛，得了耳聋病，什么也听不见了，久治不愈，造成终身痛苦。这不要说，我建房就是借的钱，清房又罚了款，债上加债，不堪重负。实在没有办法，最后忍痛把新建的五间二层楼房卖掉还了债，腾出我的住房让儿子结婚住。最后无奈我和老伴开始了漫长的流浪生活。上太原、到福建，轮流在儿女家住。后来大女儿见父母可怜，在太原给我们买了个小规格的房子才算定居下来。直到二〇一五年，大女儿移居昆明后，我老俩口才搬回老家沁源。郭道的旧房子三儿子住着，我在县城又没有房子，无奈被逼高价租住民房。如此四海为家，最后没家的生活。固然有我自身的问题，但不能说和清房罚款没有关系。用现在的观点看待当时的清房政策无需探讨，但总觉得当时我县负责清房的主要领导思想偏左，操作偏严，清面偏宽，伤害偏重。所以难怪清房刚一结束，该领导就急急忙忙、迅速离开了沁源。为什么？显然他自感心虚不安，难以继续待下去。然而他虽然人走了，但他清房扩大化给人们造成的伤害则很难消除。

第四件 女儿转供遭诬告

大女儿任江玲生于国家最困难的一九六〇年，当时她妈还在读高二，不符合转供条件。到了一九六四年国家形势稍有好转，县委集中解决了一批干部子女的转供问题。但规定是有三转二，留大转小，大女儿还是轮不上转供，只好落户郭道，在生产队分粮。到了二十来岁，在郭道供销社当了营业员，后又转到县农产品公司当了统计，才感到和吃供应的同学相比矮了一截，认为什么都不比别人差，却因不吃供应被人看不起，和我哭闹开了。作为孩子的父亲尽力了却转不了供，有啥办法呢？所以只能是给孩子安慰解释。事情到了一九八六年，县级换届选举，县供销社班子作了调整，李某接任了县社党总支书记，刚到任什么也不了解，许多事情要靠我，女儿转供才有了转机。一天李找到我说：“听说你的大女儿没有转供，现在县劳动局有一批自然减员指标，这是个好机会，如你同意的话，我可以帮助你解决”.我说：“太好了”、“太感谢你了。”就这样，我多少没费劲就给孩子转了供。但时隔一年后，李熟悉了工作情况，用不着我了。不知什么原因，暗地策动个别职工将我举报到省纪检委和“山西工人日报社”，说我利用职权，占用供销系统自然减员指标，将自己的女儿转为国家供应。于是“山西工人日报”登载，省纪检委责成长治市纪检委和沁源县纪检委负责查处。我县纪检委成立了专案组，责成豆清贵、张跃先、马振彪同志负责查处。调查结果认为纯属组织照顾，不是本人问题。然后县纪检委书记李廷春同志约李谈话说：“你这个人，怎么你给人家解决了女儿的转供问题，反过来又把人家告下，你先是人情后是债，要是解决的对，你就不能告人家，要是解决的不对，那么首先应该处分你。”同时，我亲自到时任县委书记的常福江那里如实反映女儿的转供问题。常书记说：“这个我知道，你女儿转供纯属组织照顾，不是你本人问题。至于省纪委交办案查是要查，但是最后县委表个态销了案就是了。”我临走时，常书记拍住我的肩膀说：“老任，你自己能转了你女儿的供应户口吗？如果能的话，你再给我转上一个。”常书记的话说的再透彻也不过了。我说“明白了，谢谢常书记。”过了一段时间县纪委把查处结果报到市纪委后，市纪委迟迟不予销案，于是我亲自到省纪委反映问题，我把女儿转供的全过程详细汇报后，省纪委接待我的张副书记说：“你是省纪委授予的全省端正党风二等先进工作者，所以对举报你的问题比较慎重。你回去安心工作吧，省纪委会很快解决这个问题的。”结果我从省纪委回来时间不长，省、市、县纪委就都销案了。通过这个问题的解决，我见识了真伪，识别了人心。我还想和李重归于好，感谢他的照顾，但他自此无颜以对，见我就绕，把一个好端端的事情办坏，他不后悔吗？肯定后悔，可是怨谁呢？还是怨他自己吧！

附录二  自我维权小故事

你在市场经济交易中，对于小额的权益受到损害时，只要用对方法，说对话，协商解决，也能维护你的正当权益，而不必小题大做，投诉有关部门。这里介绍几个自我维护权益的小故事以飨阅者，不知有无参考价值，权且谈资。

故事一  今晚我非住这不可

一九六八年冬，我持本县人民银行证明介绍信到太原出差。证明是用稿纸手写的，并加盖公章。上了班车遇到县铁厂汽车司机朱连恩，两人去太原后已是晚上七点许，共同商定到大营盘旅馆登记住宿。一下车就排队登记，朱同志站在我前面，我把我的证明和住宿费交给他一齐登记。不料，女服务员只登记了朱同志，把我的证明和住宿费都退出来，不给我登记。理由是，我的证明是用稿纸手写的，不是铅印的规格介绍信。奇怪！我出差多年，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再换个旅馆吧，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外边黑乎乎的，附近有没有旅馆不知道，出去一旦短时间内找不到旅馆怎么办？和服务员当场交涉吧，人家忙于登记连话都说不上，怎么办？我决定哪也不去了，今晚非住这不可。等她把现在站队的客人都登记完，好和她个别交涉，只要留下我就行。于是我从队列中出来，推开登记室的门回去坐下等候。那服务员调过头来见我在登记室坐着等候说：“同志，出去！”我问她：“出去你给我登记吗？”她不吭声了。我仍在那里坐着等。不一会，她把排队的人都登记完了，我和她商量说：“同志，留下我吧，我的证明是真的，不信你再看看公章。”她说：“不行”。我说你今晚不留我也行，但必须说清三个问题：“一个是你能不能保证你今晚所登记的介绍信全部是铅印的规格介绍信。我就不信个人出来探亲住宿家庭还印有铅印介绍信？；第二，你说我介绍信上的公章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如你认为是假的，根据是什么？；第三我这个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如果公章是真的，我是好人，你得把我留下。如果公章是假的，我是坏人，不是你不留我就没事了，你还得把我送到派出所，不然我出去作了案你还得负责。文化革命三年了，组织上还没有给我下结论，今天你给我下个结论也可以”。我说完后，那个女服务员半天说不上话来，思索片刻后说：“你找我们所长吧。”我说：“可以，所长在哪里，你带我去。”见到所长后，我把登记的全过程说了以后，所长批评女服务员说：“你这个同志，我们看证明是以公章为准，我什么时候说过必须是铅印介绍信。快去登记，把这位同志留下。”那服务员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给我登记了，最终，经过我的一番据理力争，还是和老乡朱连恩住在这个旅馆了。

故事二 不给取现金给我道了歉

一九五六年秋季，我到省人民银行参加全省货币流通经验交流会，从县支行走时，办了六百元的信汇自带，准备在太原给支行蓝球运动员买运动服。可到了太原市银行营业部却不让提取现金，要取现得到市财委审批。市财委在哪里，本来金额不大，似乎觉得有点故意刁难我的意思。我说：“我找不着市财委，金额也不大，你给我取成现金吧。”那女会计说：“你要不去批，干脆把款给你退回去。”我也不示弱地说：“退就退吧”，她递给我一份退汇单让我填。当时我心情非常激动，把退汇单给填错了，那会计又递了一份让我重填，结果又填错了，我和她要第三份空白单时那会计生气地说：“怎么你老填错？”我说：“我没填过，不会填，你也不告诉我怎么填。同志！不要生气，你告诉我你们营业部主任在哪里，我想见他一下。”那女会计不高兴地指了一下主任室的方向，我见到主任后，把事情的全过程说了一遍，并着重说明：“我是来省银行参加全省货币流通经验交流会的，顺便带六百元汇票给支行篮球运动员买运动服的。你们控制现金支出是对的，我在我们沁源县支行也是搞现金管理的，但是到零售商店买运动服不能转帐，是要支付现金的。你们的女会计不管这些，她非要我到市财委审批才给取现金，我说找不着市财委，她就要把款退回去。退也行，怎么填退汇单应该告诉我，我填错了她就生我的气。所以我来找你，看能不能不要退汇让我取上现金买运动服。”然后主任说：“汇款不要退了，我了解一下情况，明天告诉你好吗？”我说：“可以。”我走后，营业部下班后主任召开碰头会，总结当天工作情况和问题时，批评该女会计的服务态度，并责成她第二天找我赔情道歉，六百元汇款不退，全部支付现金。第二天那女会计找到我，连说好几个“对不起，是我服务态度不好，请你原谅”。把六百元汇款全部给我付了现金。

故事三  我要买十套运动服

省银行货币流通经验交流会结束后，我拿六百元现金到五一百货大楼买运动服。把运动服选好后，问营业员一套多少钱，她说：“六元六角”，我说：“给我拿十套。”营业员说：“不行，一个人只能买一套，多了不行。”当时国家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平抑市场物价，这个我知道，不便多说。先拿出六元六角给营业员买了一套，我想这一套该让谁穿呢？又给了她六元六角，她又给了我一套。心想，如果能这样一套一套的买，买上十次不就是十套，虽然麻烦点。可回去就好办了。于是我又拿出六元六角给营业员她生气地说：“你这个同志真麻烦，你究竟要买几套？”我说：“我不是一开始就告诉你要十套吗？”那营业员又拿出八套运动服给了我，买够十套。这时我给营业员解释说：“同志，我不是有意为难你，问题是我们篮球队十个队员，买不够十套回去不好分配，该让谁穿呢？还是不让谁穿呢？我有我的困难。”那营业员笑着说：“那你不早说，我以为你一个人就要买十套穿”，两个人都笑了，我拿上十套运动服高高兴兴回来了。

故事四  追回骗款七百元

一九九八年，我领着老伴史武英到省人民医院检查身体出来后，碰见两个中年男子，约四十岁上下，其中一个男子上前问：“大娘，你看什么病呢？”老伴说：“医生说我是虚劳咳嗽。”那男子说：“我父亲就是这个病，在并州路有位老中医给吃了两付中药就好了。不然你去试试。不过求这个老中医看病的人多，一般不好求。”老伴说：“我们找不着，你能不能带我们去一下。”那男子指着另一个男子说：“这是我们局长，只要局长同意我就带你们去。”那局长点头同意，于是这个男子便打的付费带我们去并州路一个个体诊所看病，下车后那男子还特意给老中医买了一盒好烟。这些举动真让我老俩口感动。但同时又想，此人和我们素不相识，对我们如此热情大方，似乎有点不太正常。去到诊所后，只见老中医一个人在那里坐着，并不像那男子说的人多难求。老伴坐下来让老中医号脉，开处方，一算帐老中医说七百元，老伴身上只有六百元，我给添了一百元，老中医要给我看，我说：“我没病不看。”然后让药房抓药。这时，老中医和我们拉起家常，问我们有几个孩子，都干些什么？我告诉他，大女儿在太原搞房地产，女婿在省政府当律师。看上去老中医对女婿的职业很在意。拉家常中间，我到药房看抓药，见没有药柜，只见柜台上放着一排脸盆，药剂师不用秤计量，而是和兽医给牲畜抓药一样，用手随便在脸盆里抓。药抓好后，我和老中医要处方不给，便和老伴拿上药就走。出来走在路上边走边想，疑点多多，越想越不对劲，认为我们上当受骗了。走到邮电大楼时，老伴气的干脆坐在地上不走了。边哭边说：“七百元呐！七百元呐”气的浑身发抖。见此情景，我决定返回去退药。老中医见我们返回去找他，脸色都变了。我首先和他要处方，他还是不给，我分析他是怕要上处方告他的状。所以，他越是不给处方，我越是和他要。然后告诉他：“不给处方也行，把药退了，把七百元药费还给我们。”这时老中医无可奈何地说：“退就退吧，不过我这药也不是多少没有效果。”我们把药给他放下，他还给我们七百元钱。出了诊所赶快搭上车往市里走，怕老中医告诉家人和那个“医托”赶来闹事，那就麻烦了。

故事五  药不对症退了钱

二〇一三年，我耳聋久治不愈，太原康维药店推荐服“耳聋佐磁丸”最有效。于是我买了一千多元的“耳聋佐磁丸”，服用三天后，发现药不对症，一吃这个药就脊背冷，胃疼、咳嗽，于是我找该药店经理说明药不对症的不良反应，要求退药。那经理不答应说：“药售出去就不能退。”我说：“药店是要讲经济效益的，但说到底药店是为患者健康服务的。药是特殊商品，不对症就不能服，如果服了不仅不能治病，反而雪上加霜，危及生命和健康。”经理说：“你说的对，但是据我们了解别人用了这个药都没反应，唯你一个人有反应，能退吗？”我说：“服药治病和选举不一样，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和症状不同，所以不能说别人没有反应我也得没有反应。那么我问你，为什么我有反应他们没有反应呢？如果全国十三亿人口都是一个体质，一个症状，那么全国有一个医院、一个医生、一个处方不就得了，为什么还要有这么多医院、这么多医生、这么多药店呢？”经理张口结舌半天说不上话来，思索片刻后说：“大爷，我说不过你，把药退了吧。”于是她带我到柜台上退了药拿上钱，经理还把我送出药店，我说：“谢谢经理的照顾。”经理说：“不谢！不谢”。

故事六 茶叶不适也能退

那是二〇一三年，我在太原市山姆超市买了半斤茶叶。回到家打开包装冲的喝了一壶，可能是茶叶太劲大，喝了以后浑身空塌塌的，少气无力，只怕晕倒。于是我第二天到该超市找见销售部负责人说：“你们的茶叶太好了，可惜我年老体弱服不住这个茶，喝了就像酒醉一样昏昏沉沉，只怕晕倒，我想和你商量一下，看能不能给我退了。”那负责人说：“大爷，你真会说话，退了吧。”接着她又说：“要不给你换一种劲小一点的茶叶试试。”我说：“这样吧，我让医生看一下，我究竟喝什么茶好，不管定成哪种茶我一定来你这里买，你们的服务态度太好了。你看怎么样？”那负责人说：“谢谢。”现在想起来，打开包装，喝了一开的茶叶竟然能全额退款，这样的服务态度真是少之又少，令我难忘。

故事七  一定不退白给你

一次我在太原我们小区的“百草堂药店”买药时，想详细看一下说明书再买。营业员说不用看，没问题。但买上药回家打开包装一看说明书，药不对症。我当即找营业员退货，营业员却说：“只要打开包装就不能退了。”因为一盒中成药也就是三、五块钱，反正拿回去也不能吃，不想和药店生气，我没有要钱扔下药就走了。这一来，把营业员难住了，因已是收了款的药，卖也不是，保存也不是，他不敢自行处理，便去请求老板解决。老板了解情况后说：“像你说的这个情况，当时应该让患者先看说明书而后买。今后售出去的药，如确实不对症，包装无损，药品不短，可以退货。”这次我买药虽然损失了几元钱，但以后去买药时，营业员主动打开包装让我详细看说明书，说：“老板说了，以后只要药不对症，包装无损，药品不短，就可以退货。”我说：“这才像个为老百姓健康服务的好药店。”               

社会总体在进步，前进路上有弯路，            认清大势与主流。 莫为枝节去忧愁。         

如若过去有职务，新老交替是规律，

谁人天生就是官，以往荣耀莫留恋。

人到中年上有老，抓紧时间快尽孝，            只求父母多享福，不可终后常哭泣。                             

人生就像一场戏， 因为有缘才相聚，

相扶到老不容易，以后光阴更宝贵。     

培养子女是义务，付出太多没好处，            望子成龙人皆有，自古真龙有几个。           

儿女是你心和肝，扶幼养育理当然，

早点让他自己闯，一包到底有弊端。           

父母都盼子女孝，不是你盼他就孝，            孝与不孝在子女，不是不盼就不孝。                           

人无钱财难生存，看钱太黑祸易生，

勤劳致富守法纪，平稳安乐度一生。             

人生幸福无标准，知足常乐有精神，            你若好活不会活，本应幸福不幸福。         

为了小事发脾气，仔细想想没趣味，

你若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谁顶替。

意外灾害非人意，居安思危有准备，            没事不要去惹事，一旦有事不怕事。         

人遇悲事易掉泪，过于悲伤无济事，

你若生气谁如意，仇人高兴亲人气。               

邻居亲友相处好， 区区小事不计较，            有饭送给饥人吃， 无义之人不可交。           

千言万语一句话，保重身体第一桩，

延年益寿春常在， 虽是夕阳胜朝阳。

（1997年退休有感而作）

福平安就是福，健康就是福，

和谐就是福。平安乃大福，健康为巨富。

食热量低一点，品种杂一点，

味觉淡一点，吃得少一点，

健步行加打拳，赛过活神仙。

想好活不如会活，会活不如会想。

生命在脚下，健康是走出来的。

（以上为七十六岁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