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职业政治家，大部分时候都是批评其决策，以及相应的执行。
不可否认，职业政治家背后是专业的团队，系统性规划，加上「通过选举」的光环加持，职业政治家的决策通常在一定范围内达到了可能触及的最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职业政治家的决策不应该被批评，也不意味着只有比特朗普等职业政治家决策更高明的人才有资格批评。
背后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如何定义批评？
对政策的批评，并不意味着给出备选的升级政策，以获得对比于已有政策的帕累托改进。相反，对政策的有效批评，只需要讲清楚已有政策的背景、含义、所包含的假设、实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潜在的后果，以及这一系列因素中所蕴含的、在实际政策宣讲中出于政治原因而被忽略或隐藏的那一部分有实质性价值的逻辑，以及基于这些逻辑所推演出的、与当前政策不一致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部分改进的备选政策，然后基于已有政策和备选政策的对比，说明已有政策优劣的过程，如此即可。
在批评已有政策的过程中，常见的需要单独说明的两个因素：因素一是不确定性一直存在，随着时间推移，一部分不确定性的实现，导致出现了新的最优政策，而新的最优政策对应的事前政策来自于与已有政策相左的其他备选政策；因素二是多重均衡的存在，意味着已有政策虽然具备竞争力，但备选策略的劣势仅仅来自于对环境和问题的选择性定义，换言之，在环境和问题定义层面上的分歧导致新的备选策略可能优于已有策略。
因素一强调的是策略的动态不一致性，这一特性广泛存在于现实之中，直接和政策的连贯性与灵活性之间的矛盾相联系。连贯性和灵活性之间的权衡意味着政策几乎永远都是可被批评的。这一点还包含了另外一个关于批评职业政治家及其政策的重要维度，那就是执行成本是否需要纳入到决策框架里进行考量。从逻辑完备性的角度来看，执行成本是必须考虑的，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相当多的情况里，明确评估执行成本的过程，也就是兑现执行成本的过程。这意味着执行成本在技术层面上是无法有效进行事前衡量的。抽象层面上无解的问题，只能结合具体场景展开探讨，这里不做进一步赘述。
因素二某种程度上涉及到政治决策，甚至是政治体系运转的关键点：政治议题的可行性，并不来自于相关议题的绝对合理性，而来自于基于特定政治议程之上的决策合理性。孔多赛悖论和阿罗不可能定理直接触及了本因素的关键逻辑。议程设置不是抽象的，因此，不存在脱离于议程设置的政策制定。进而，所有政策的可被批评，都可以来自于对议程设置合理性的批评。
当然，这样又会引出一个全新的问题：对议程设置合理性的批评一旦开始泛滥，拯救将会来自何方？
这是下一篇需要回答的问题。本篇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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