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者生平

        目前掌握的最早且比较可靠的材料主要是《后汉书》中的《王充列传》和《论衡.自纪篇》。后人韩愈、阮元分别作的《后汉三贤赞》和《畴人传．王充》也对王充有所记述。现在讨论研究王充生平时，主要《后汉书》和《论衡．自纪篇》为依据。

        《后汉书》中的记录篇幅较短，现将中华书局所出的版本中的相关内容全部摘录于下：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1],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

        [1]袁山松书：“充幼聪朗。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六儒论。”

        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1]，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1]袁山松书曰：“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抱朴子》曰：“时人嫌蔡邕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唯我与尔共之，勿广也。’”

        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1]。肃宗特诏公车征，疾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1]谢承书曰：“夷吾荐充曰：‘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杨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

        《论衡．自纪篇》是王充在晚年写的一篇自传，现在的《论衡》版本这一篇列在最末。这一篇里，王充比《后汉书》的记录更详细地讲了自己祖上的情况，求学的经历，同时用了相当多的篇幅为《论衡》辩解。

        参考两份材料，王充生卒年为公元27年至约97年。从《自纪篇》来看，王充祖上曾因军功受封为阳亭侯，后来因变乱失去了亭侯的职位。此后家境步步衰落，先为农，后为商，再后来连商也做不了，被豪家逼得举家搬迁至上虞（今浙江上虞），王充就出生在这个地方。王充自幼聪明好学，约在十五六岁时赴洛阳并进入太学学习。大约三十二岁以后，回故乡任上虞县掾功曹，后来又在会稽郡都尉府任掾功曹，因政治主张与上司不合而受到贬黜。元和三年（公元86年），担任了董勤的治中从事史，章和二年（公元88年）就告老还乡。总的来说，都不是很高的官位。

        王充任职期间曾写了《备令》（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禁酒》（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作为“言不纳用”的记录。王充“仕数不耦，而徒著书自纪。”也就是说回家便专意著述。不过在他的师承上有一点疑问，即王充是否师事班彪，如果没有到京师拜师学习，他如何有如此才学，为什么读到班彪的《续太史公书》（即今《汉书》）并序班彪父子于太史公司马迁之上（见《对作篇》，作班叔皮传；《超奇篇》：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洽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如果有，为什么在《自纪篇》里只字未题。是《自纪篇》有缺还是《后汉书》失实？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据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汉代任侠刺客之风盛行。从王充祖、父辈的情况来看，王充的家族颇有这种风气，从王充的《论衡》行文驳辩来看，他本人也深受影响。应当说，王充“祖世任气”的家风、广博的学识和当时的社会风气共同铸就了《论衡》的倾向。

二、《论衡》篇数及版本

        王充的著作总数从《自纪篇》来看，当有《讥俗节义》、《政务》、《养性》、《论衡》四部，另有任职时作的《备令》、《禁酒》，今仅存《论衡》（八十五篇，《招致》缺）。

1、《论衡》的篇数

        《后汉书．王充传》载王充所著《论衡》为85篇，有20余万言。但是《自纪篇》却说：“吾书百篇”，“吾书亦才出百”，王充还自称《论衡》为“新书”。对此怎么解释？

        有人认为王充把自己晚年的全部著述汇编成“新书”，也就是《论衡》。不过这种说法在很多问题上不好解释。王充一生的著述很多，如上所述，有《讥俗节义》12篇，《养性书》16篇，《政务》篇数不详（其中见于《论衡》的只有《禁奢侈》、《禁民酒》两篇，且不见于今本《论衡》），《政务》又绝不止两篇，另据《<论衡>导读》说《后汉书．王充传》有“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在中华书局的版本里没有查到）。这些加上《论衡》现存的85篇，共计116篇。《养性书》谈保健，现存《论衡》里毫无踪迹，《讥俗》类似后代的劝世文，现存《论衡》里如《累害》、《状留》虽有相似，但从《论衡》篇目的编排组合来看，仍难相符。因此，这种说法恐怕难以成立。

        还有解释是这样的：《论衡》原来有一百篇左右，到范晔作《后汉书》时只剩下八十五篇了。《论衡》佚失篇数可查者，在《答佞篇》提到的有“《觉佞》之篇”，在《对作篇》中提到的有《盛褒篇》，在《须颂篇》中提到的有《能圣》、《实圣》、《时旱》、《祸湛》四篇。这六篇加上八十五篇，就有九十一篇了。以此类推，《论衡》还佚失了十篇左右，大致不会错。《论衡》在流传过程中篇目有佚失是不足为奇的。这部书是王充用竹简刻成，他死后，仅在会稽郡有刻本。东汉末，蔡邕、王朗各得到一部。随后天下大乱，《论衡》在辗转流传中佚失篇目是完全有可能的。东晋葛洪提到《论衡》时，就说它只有八十余篇了。

        《论衡》见于著录是更晚的事。《隋书．经藉志．杂家》：“《论衡》，二十九卷”。《旧唐书．经藉志．杂家》：“《论衡》，三十卷。”两者相差一卷，当是从二十九卷中分出《自纪篇》单为一卷。自此以后，见于著录的《论衡》多为三十卷，大体成为定型。《论衡》长期不见于著录，说明它只是在私人手中转抄流传，没被收进国家的藏书。因此转抄中很可能有错漏。

2、版本

        《论衡》在宋代以前没有定本。

        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进士杨文昌把当时的通行本和馆藏本对校，改正一万多字，作序刊印，号称完善。

        南宋洪适（读阔）于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据杨刻本复加校正，重新刻印。

        （宋版本只剩残卷）

        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有两种珍贵版本：

        宋本《论衡》：经元明两代不断修补，是最早刊印的全本。

        《新刊王充论衡》：十五卷本，明初坊间据宋乾道三年本刻印。

        “通津草堂”本：流行较广，是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吴郡苏献可刻印的。后来的版本很多，都是根据这个本子刻印的。

        这些版本的差别只是通津草堂本在刻《累害篇》时缺了一页四百字，后来有些刻本据宋本予以补足。

        《论衡》经宋杨文昌校刊后，乘错脱漏之处仍然很多，历代刻本中又增加了不少问题，加以原文中不少地方颇费解释，故历来号称难读之书。宋代以后有不少文人学士为它作校释，进行疏理，但也不尽完善。中华书局出版的《论衡注释》就其对《论衡》本文的校刊标点来说，是最完善的。

三、研究状况简介

        “充书形露易观”《自纪篇》

        据周桂钿《我与王充<论衡>》中提到：“《四库全书提要》评价《论衡》时说：‘攻之者众，好之者终不绝’。”他发现社会稳定强盛而统治者统治者对思想控制比较强的时候，“攻”《论衡》的人多，反之则“好”《论衡》的人多。

        根据现有资料来看，首先对《论衡》有所研究的是东晋葛洪，然后有唐刘知几、宋杨文昌、元韩性等等，明清两代的研究者就更多了。总的说来，这个漫长的时期，对《论衡》的研究仅限于评论。各家对《论衡》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有说其“博杂”，有曰博而不杂；有认为王充诋毁孔子，有人则认为他尊孔；有认为《论衡》多自相矛盾处，有的则认为自相矛盾者有伪作……

        近代研究《论衡》的人也颇多，胡适、容肇祖等都对这部书进行过研究。

        （笔者查阅论文文献，论及《论衡》民俗的资料很少）

四、王充时代的社会思想概貌

        一般认为，王充的《论衡》主要是一部哲学性著作，其中的辩论色彩极重，后人对王充及《论衡》的考察也多从哲学角度入手。这和汉代的思想发展状况有密切的关联。我们要论及《论衡》中的民俗现象及王充的民俗思想，也不可不考察当时的社会状况。

        汉代社会伴随着冶铁、丝织等生产技术和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较高程度的发展，思想文化上也形成一派繁荣景象。应该说，汉代是继春秋战国以后我国学术思想史上又一个光辉灿烂的重要时代。两汉时期，出现了包括王充在内的如陆贾、董仲舒、司马谈、班固、王符等一大批学者，对天人关系等进行了大量探讨，形成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大流派。

        汉代思想流派的交汇是当时思想界的一大特色。“一方面，求实精神，注重效验的精神，作为当时自然科学的哲学和方法论的概括，被明确提炼出来，成为时代的精华。另一方面，思辨哲学又有了较高发展。八卦、阴阳五行等精致、系统的宇宙框架和哲学体系，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在汉代，这二种矛盾的思想性格都得到了较好体现，构成了扑朔迷离、绚丽多彩的画面。”（祝瑞开《两汉思想史》）

        汉代的许多思想家都注重融合贯通，博采众家之长，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如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他自己也在儒家之外吸收阴阳、道、法等诸家思想。后来的严遵、刘向、扬雄、班固、王符等等也都不同程度地注重并吸收诸子学说。王充本人也是“博通众流百家之言”。这些情况表明，汉代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是思想开放、博采众家之长，进行创造性的思维。这种背景，奠定了《论衡》的创作的自由开放性。不过，受政局影响，又加入了一些为自己开罪和颂汉的篇章。

        王充具体面对的，是西汉晚期以来经学谶纬化和哲学神学化，谶纬学说把孔子和儒家经典都进行神化，还强调真命天子应运而生，必有神祐。“谶纬的兴起与政治危机的日益严重，两者是互为因果的。”（《神秘文化》P31）这种思潮还为刘秀夺取天下制造了谶语，比如，“卯金刀名为刘，中国东南出荆州，赤帝后，次代周。”（《春秋纬．演孔图》）因其在客观效果上适应了统治需要，其势力也日渐扩大，在社会上形成言鬼言神的风气，渗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参看《白虎通义》。）甚至在东汉的文人墓铭上常有“博贯五经，兼明图谶”，可见此风之甚。正是面对这种情况，王充写作了《论衡》与之相抗衡，力图运用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书中“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辩照是非之理，使后进晓见然否之分”，写作态度是极其严谨的。

        谶，《四库全书总目》“谶者预决吉凶”，通俗点说就是预言吉凶。纬书是对经书的解释。谶纬本不同类，但当谶纬发展发展成一种社会思潮时，出现了纬中有谶，谶中有纬的情况，两者合流，没有区别。

        ＊王步贵所著《神秘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认为谶纬文化“界乎于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之间”。

五、《论衡》所载的民俗资料

        纵观《论衡》一书，旁征博引，内容广泛，驳辩色彩极重。其中所涉民俗内容众多，尤以民间俗信为多。“《论衡》中，因立足与批判，所以凡所说到的习俗，不在述其活动之原本，而在于概括其观念与思想表现。这是为他书所没有的。”（张紫晨《中国民俗学史》P114）

该书基本按照每种具体现象，如论鬼、论祭祀等等分类成卷，体系比较严密。不过各类民俗资料如按照目前的民俗分类来看，则呈较零散的分布，现将这些民俗分为以下几类，分别予以阐述。

        1、神话，尤其是感生神话

这部分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吉验篇》和《奇怪篇》中。主要是关于黄帝、舜、后稷等文化英雄的。更为详细的论述及介绍可以参见袁珂的《中国神话史》。

        A、关于古帝王

        黄帝：

        “传言黄帝妊二十月而生，生而灵异，弱而能言。长大帅诸侯，诸侯归之。教熊、罴战，以伐炎帝，炎帝败绩。”（《吉验篇》）

        舜：

        “舜未逢尧，鳏在侧陋。瞽瞍与象，谋欲杀之：使之完廪，火燔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廪，不被火灾；穿井旁出，不触土害。尧闻征用，试之于职。官治职修，事无废乱；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风疾雨，行不迷惑。夫人欲杀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虫不能伤，卒受帝命，践天子祚。”（《吉验篇》）

        B、洪水神话：

        “尧体就之如日，望之若云。洪水滔天，蛇虫为害，尧使禹治水，驱蛇龙，水治东流，蛇龙潜处。”（《吉验篇》）

        C、感生神话：

        后稷：

        “后稷之母，履大人迹，或言衣帝喾之服，坐息帝喾之处，妊身；怪而弃之隘巷，牛马不敢践之，置之冰上，鸟以翼覆之，庆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养之。长大佐尧，位至司马。”（《吉验篇》）

        尧：

        “尧母庆都野出，赤龙感己，遂生尧。”（《奇怪篇》）

        禹：

        “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奇怪篇》）

        2、仙话

        西汉尊奉黄老之术，后来儒学谶纬之说兴盛，众家合流，仙话也大量流行。《论衡》所批驳的观念、传言，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谶纬之说，其中也混合了不少仙话。仙话比较集中于《道虚篇》。主要人物有黄帝、刘安、卢敖、文挚、李少君等。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龙，群臣、后宫从上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髯吁号。故后世因其处曰乌号。”（《道虚篇》）

        “谓王子乔之辈以不食谷，与恒人殊食，故与恒人殊寿，逾百度世，遂为仙人。”（《道虚篇》）

        3、传说、故事

        《论衡》所记的这部分内容，仍然带有很强的奇幻色彩，这是由该书的性质决定的。《吉验篇》、《奇怪篇》、《变虚篇》、《福虚篇》等多篇均有这方面的内容。

        “师旷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风雨暴至。平公因之癃病，晋国赤地。”（《感虚篇》）

        “汤遭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自责以六过，天乃雨。”（《感虚篇》）

        4、人生仪礼

        这方面的内容主要涉及养育习俗和丧葬习俗，内容相对较少。主要是《福虚篇》、《薄葬篇》和《四讳篇》有所反应。

        “世尚厚葬”（《薄葬篇》）

        “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已举之。”（《四讳篇》）例：田婴之子田文。

        5、民间俗信

        这是《论衡》谈论最多的内容。又可以分为几个具体的事象：

        A、 预兆认为未来的吉凶、天下太平与否会反映在天象、动物异常等等方面。

        徐正考的论文《<论衡>“征兆”类同义词研究》指出征兆的同义在《论衡》中有“瑞、征、祥、验、应、怪、象、兆、端”等等。

        “荆轲为燕太子谋刺秦王，白虹贯日。”（《感虚篇》）

        “凤皇、骐麟，太平之瑞也。”（《讲瑞篇》）

        B、卜筮 用占卜来预测吉凶。

        “俗信卜筮，谓卜者问天，筮者问地，兆数报应，故舍人议而就卜筮，违可否而信吉凶。”（《卜筮篇》）

        C、禁忌

        （1）在《四讳篇》论述了当时流行的四大忌讳：

        “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谓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惧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从来者远矣。”

        “二曰讳被刑为徒，不上丘墓。”

        “三曰讳妇人乳子，以为不吉。将举吉事，入山林，远行，度川泽者，皆不与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恶之。丘墓庐道畔，逾月乃入，恶之甚也。”

        “四曰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已举之，父母祸死，则信而谓之真矣。”

        （2）对时间的禁忌。对做事时间很重视，主张择吉年、吉日、吉时。在《讥日篇》、《辨祟篇》、《难岁篇》、《诘术篇》有集中论述。

        “世俗既信岁时，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犯触岁月，小则谓之不避日禁。”（《讥日篇》）

        （3）太岁之忌。这是星宿方面极重要的禁忌。对太岁的禁忌被看作是对凶方的禁忌。

           “太岁在于水，毁”（《明雩篇》）

        ＊雩（yu）：一种求雨活动。

        ＊ 按阴阳五行说法，北方为水，西方为金，东方为木，南方为火。

        ＊ 毁：庄稼被破坏。

        “假令太岁在子，岁食於酉，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兴功，则酉、巳之家见食矣。见食之家，作起厌胜，以五行之物，悬金木水火。”（《讠间时篇》）

        （4）图宅术中的禁忌

        “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诘术篇》）

        D、祭祀

        书中有一定描述，《祀义篇》、《祭意篇》分析了祭祀的心理和意义。

        “世信祭祀，以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祸。”（《祀义篇》）

        还有“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巳，蛇也。申，猴也。”（《物势篇》）的记录。

六、《论衡》体现的民俗论述的特点

        《论衡》中王充对“天人感应”学说和谶纬思想进行了批驳，以一种求实的精神来审视民俗，力图运用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来认识民俗，还民俗以原貌。

        《论衡》中表现出的王充论述民俗的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一下几点：

        1、破立结合的民俗阐释方式。

        一般认为，王充《论衡》着力于批判，其最大的特点也在于他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事实上，王充“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就不能是仅仅对众多的民俗观念、行为进行批判，破而不立，而要将破与立相结合，指出谬误，阐明原委。周桂钿用“虚实之辩”来统摄王充的哲学体系，认为他把破虚、立实相统一。在体例上，《论衡》基本采取如下形式：

        阐述世俗观念、行为——批驳、指谬——立论、指实

        例如《感虚篇》在谈孟姜女传说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

        传书言：“杞梁之妻向城而哭，城为之崩。”……夫言向城而哭者，实也；城为之崩者，虚也……今城，土也。土犹衣也，无心腹之藏，安能为悲哭感恸而崩？……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时城适自崩，杞梁妻适哭，下世好虚，不原其实，故崩城之名，至今不灭。（《感虚篇》）

        2、以求实查原的态度对民俗进行探索。

        从上述例子也可发现这一特点。（《中国民俗学史》也写了三点王充求实态度的体现。）

        （1）在《论死篇》称其用以论证鬼神的方法是“以何验之，验之以物”，也就是用自己亲身体验来验证事物。他力图用当时所能获得的知识，主要是当时的医学、生活常识、自然科学知识等等来解释各种现象和事物。因此，我们从论衡里可以发现相当多的科学知识。张翼然《简论王充的自然观》就指出，《论衡》中包含了许多物理学知识，如力学、光学知识。（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2）“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薄葬篇》）用事实和效果来验证结论。整个论述务求有据，态度非常严谨。

        例：对雷有神的观念进行了如下论述：

        “神者，恍惚无形，出入无门，上下无（垠），故谓之神。今雷公有形，雷声有器，安得为神？”（《雷虚篇》）

        3、对民俗与其他事物、现象进行了区分，重新解释一些民俗的意义。

        A、他认为民俗事实不同于社会事实，民俗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民俗解释不同于宗教解释。他反对当时的诸家学说利用民俗来验证自己学派观点的做法，因为这使民俗知识失去了可靠性。（《民俗学概论》）

        “旱久不雨，祷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祸矣”是一种民俗知识，儒家用来申明春秋大义，做圣贤文章，就违背了民俗知识和社会事实。（《明雩篇》）

        谶纬学说利用民间的自然崇拜心理，呼风唤雨，测应人事，乃是虚妄之学。（《雷虚篇》）

        （佛、老的宗教宣传“劫变”、“灾异”和再创世界也是不合理的。（《变动篇》））

        B、《祀义篇》、《祭意篇》对祭祀的意义作新的解释，将其与以往的祸福鬼神观区分开来。如：

        “报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

        “推人事鬼神，缘生死事。人有赏功供养之道，故有报恩祀祖之义。”

        社稷五祀之祭，“皆为思其德，不忘其功也。”（《祭意篇》）

        4、务求实用的民俗观。

        希望改变一些民俗，使之实用，以利于社会生活。如反对厚葬，在《死伪篇》有许多反对厚葬的论证。

        “《论死》《订鬼》所以使俗薄葬丧也。……今著《论死》及《死伪》之篇，明死无知，不能为鬼。翼观览者将一晓解约葬，更为节俭。”（《对作篇》）

        5、王充对民俗的认识也存在一些缺陷。

        由于他所处的时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水平所限以及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书中也出现了一些我们现在看来不合理甚至含混矛盾的内容，同时也使他对于民俗还不能全面而正确的认识。在他力图求实的同时，产生了把民俗知识与绝对确定的知识等同的现象，因而对一些民俗现象无法解释（如日常生活中已消失的民俗：上古生活习俗；非实际生活中所能显现的民俗知识：神话信仰），也不能辨析这些民俗现象产生的社会条件和思维特点。“这是我国古代民俗观念上普遍存在的现象。”

        ＊《中国民俗学史》中将王充的民俗观归纳为五点：

         一、以无神论为特点，批驳天地鬼神之说。对天能谴人君，鬼能为祸祟，天出灾异谴告及人以至诚感天，人死为鬼，或为妖仙等，一概加以否定。

        二、以人生的现实观为特点，反对天命观，反对人生有命、富贵在天，及寿夭幸全由天定的思想。

        三、以自然的客观性为特点，对各种讳忌、禁行、卜筮吉凶、钻龟揲蓍、图宅择日等迷信观念进行批判。

        四、以求实精神为特点，对各种神话传说之想象与臆说，进行非议和否定。

        五、以慎宗思远的伦理思想为特点。肯定祀宗庙社稷的积极意义。报社稷生谷物之功，表对先宗恩勤不忘。

参考书目：

张紫晨《中国民俗学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成都．巴蜀书社1995

蒋祖怡《王充卷》河南．中州书画社1983

田昌五《论衡导读》四川．巴蜀书社1989

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祝开瑞《两汉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王步贵《神秘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