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些“趣味之书”，有一个话题是绕不过去的：它们到底有什么用？
一个粗暴的回答是：不需要有什么指向外部的目的。所有美好事物都自成目的。
如果我觉得滑雪这项运动很美好，那让自己的滑雪水平提高，这件事本身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如果我觉得读书很美好，那翻开一本书阅读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这反过来也能解释一件事：为什么金钱总是名声不好？赚钱总是为了换点别的东西。一旦赚钱的目的就是赚钱，它自己成目的了，钱就变得庸俗了。所以钱很有用，但是不够美好。
不过话说回来，一个人在兴趣上的孜孜以求，也确实会帮助他建功立业。他们攀爬爱好的天梯，如果能够抵达一个新的高度，抬升的就是整个人类的水位，甚至会开辟出一个新的价值领域。
这样的人会成为一个新世界的“立法者”。
比如，《昆虫记》的作者，法国人，让-亨利·法布尔。
在他之前的昆虫学家，只会搜集、分类，将昆虫做成标本，记录下一个个没有温度的数据。而法布尔则是用一种前所未有的趣味视角观察昆虫。他观察昆虫的进攻，捕食、打洞、交配、产卵、乃至装死。然后用文学化的笔法写下了厚达十卷的《昆虫记》。
蜗牛通常是全身藏于壳内，只有外套膜的软肉露出一点点在壳的外面。萤火虫见状，便立刻打开它的工具。这是两片呈钩状的颚，锋利无比，细若发丝。用显微镜观察之，可见，弯钩上有一道细细的小槽沟。它用它的这种外科手术器械不停地轻轻击打蜗牛的外膜，其动作不像是在施以手术，而像是在与猎物亲吻。
顶多五六次就足以把猎物给制服，使之动弹不得。蜗牛身体的前部也失去了如同天鹅脖颈那种优美的弯曲状，触角软软地耷拉下来，如同一只折断了的手杖。
萤火虫如何享用其猎物呢？颖火虫所谓的“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吃，而是吮吸，如同蛆虫那样，把猎物化为汁液，然后吸入肚里。
总会有宾客不请自来，两三位、四五位甚至更多。众宾客来到餐桌前，与食物真正的主人并无纷争，毫不客气地尽情享用，不分彼此。
当萤火虫吃饱喝足之后，蜗牛就剩下一个空壳了，肉没有了，汤也没有了。但是这只空壳虽然只用了少许粘液粘在玻璃上，却并未开胶，仍然牢牢地粘在那里，没有丝毫的移位。
——<法>让-亨利·法布尔：《昆虫记》
这既不是文学的写作方式，也不是科学的写作方式，法布尔追求独特的旨趣，主动把自己放逐到了一个边缘地带，所以法布尔一生清贫。
但是随着《昆虫记》一卷一卷地出版，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各种荣誉纷至沓来。小村子里树起了他的雕像，法国总统亲自前来探访，欧洲各国的科学院纷纷邀请他做名誉院士，罗曼罗兰、梅特林克等文豪向他致敬，还有人给他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1915年10月11日，法布尔因病去世，享年92岁。这个时候的他，已不仅仅是一个趴在园子里观察昆虫的文风新奇的作家了。法布尔被称为“昆虫界的荷马”。他第一次让世人知道，原来动物也有史诗。
从玩虫子开始，法布尔最终把自己变成了人和自然相处的全新方式的示范者。
中国的文史大家王世襄也是这样的人物。
王世襄一生都在玩，而且玩的五花八门：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摔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等。在一般人眼里，提笼，架鸟，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但是一经王世襄之手，这些东西马上升格成了文化。
其中最典型的是明式家具。
在王世襄之前，明式家具并不算一个文物门类，甚至很多都会被拆成零碎木料当废品卖。而在20世纪80年代，王世襄研究名士家具的著作陆续出版。他认为，名士家具是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代表性器物，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地位应该等同于书法，绘画，瓷器和玉器。
这些书出版后，风行于全球收藏界。当然，文物贩子也几乎人手一册。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民间收藏的明式家具被贩子们搜刮一空，有部分甚至流失海外。
以至于王世襄后来说：“全世界的明式家具热，是我炒起来的。这些年，中国的好家具被倒卖出了国，国内出现了大量赝品，我写明式家具的书，也许是千古罪人。”这些“书中的术语、分类和辨识标准，成了行业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古典家具研究的圣经”。也就是说，王世襄成了这个新领域的“立法者”。他以一己之力开辟了一个文物研究门类。
传统家具把大木梁架和壶门台座的式样和手法运用到家具上。由于成功地使用了“攒边装板”及各种各样的枨子、牙条、角牙、短柱、托泥等等，加强了节点的刚度，迫使角度不变，整体固定。
我国的榫卯工艺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世界家具之最。由于使用了质地坚实的，细密的硬木，匠师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互避互让，但又相辅相成的各种各样精巧绝伦的榫子来。构建之间，金属钉销完全不同，鳔胶，也只是一种并不重要的辅佐材料，仅凭榫卯就可以做到上下左右，粗细斜直，连接合理，面面俱到，工艺精确，扣和严密，天衣无缝，间不容发，使人欢喜赞美，叹为观止。对比之下，外国家具离不开螺丝钉销，金属构件。中国的榫卯，实非他们所能梦见。
——王世襄：《京华忆往》
启功先生盛赞王世襄是“玩物壮志”。一个人从玩开始，直到把一根高耸的标杆立在这里，引得无数后来者纷纷立志跟进，这本来就是人类扩展文明新领域的方式。
现代社会的很多职业，都是这么“玩”出来的。今天几乎所有的正式体育项目源头都是一个娱乐项目。甚至连数学早期在欧洲也只不过是贵族们的智力游戏。
比尔布莱森的《趣味生活简史》里面就说过一个现象：18、19世纪的英国，很多有创造性的人都是乡村牧师。比如发明贝斯定理的托马斯·贝斯，发明动力织布机的埃蒙特·卡特赖特，写出《人口论》的托马斯·马尔萨斯，近代考古学的创始人威廉·格林韦尔，发明煤气灯的约翰·克莱顿，发明潜艇的乔治·加勒特，等等。
为什么乡村牧师这么有才华？
原因很简单：英国国教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不受罗马教会约束。乡村牧师既受过很好的教育，又有稳定的收入，还有大量的空闲时间，生活很无聊，所以只好兴致勃勃，严肃认真地玩，顺便就干出了点创新的事。
哲学家叔本华有一个了不起的洞察：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摇摆。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就会痛苦，当欲望得到满足时，就会无聊。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痛苦”和“无聊”都不是坏事。它们都是老天爷给我们发来的信号——如果痛苦了，就说明我们该赶紧去干点有用的事了，以获取资源平息痛苦。如果无聊了，就说明我们该赶紧去干点有趣的事了。
所以无聊不是一段劳累生活的尾声，而是一段崭新旅途的序幕
全文摘抄自 罗振宇 《阅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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