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兵论

大唐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始。当时，中国无武备，精兵强将皆戍边疆。安禄山既反，各道诸镇无敢缨其锋者。上遂谴高仙芝、封常清出潼关以拒反兵。二将新败，方知贼势浩大。为今之计，当固守关隘，保长安免于战火，待天下稍安，则伺机而动。是时，中国不乱，人心在望，贼势必靡。     

然而，上不用将士之计，偏听小人之言。宦官边令臣密谓玄宗曰：“二将之计，实因战败之故也。陛下理应下召出兵，与贼决战，以中国之威盛，人心之所向，反兵何惧之有？毋需一战，贼兵顷刻土崩瓦解尔。”

上悦其言，下召出兵。二将以天下为己任，惶惧忧恐，拒不奉召。上怒，召杀之……

至此，玄宗一朝，名将丧之待尽，唯哥舒翰一人耳。

吾常思之，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古人之战，无非攻城拔地，兼并河山之事。两军对阵，机谋决断皆在将领。良将晓勇之辈，必先察己查人，然后计出于胸，相机而动。如汉之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战而取关中之地。兵法有云：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是也。

然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先是安禄山假召勤王，朝廷震怖。常清不察敌之虚实，面见玄宗而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世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诣东京，开府库，募晓勇，计日取逆胡首级献于阙下。”殊不知府兵崩解，中国无兵可征。所募晓勇，不过市井负贩，无赖子弟耳。常清之败，理固宜然。

既败，二将稍事计议，收兵潼关，据险而守，保关中以御天下，是为上策。有道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玄宗一纸诏书，何为功臣？何为良将？不过一抔黄土，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