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Michael G. Long
来源：The Progressive
原文链接：https://progressive.org/op-eds/march-washington-was-more-than-dream-long-230825/
Library of Congress
60年前，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我有一个梦想》将华盛顿争取就业和自由的游行变成了一场近乎宗教的复兴。他的演讲在情感上仍然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对那次历史性的游行和集会几乎没有别的印象。这是一种耻辱，因为这次示威不仅仅是一个梦想;这也是社会主义对经济公正的要求。
这次游行的激进主义在于它呼吁“全国最低工资不低于每小时2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这个听起来很谦虚的数字在今天的市场上相当于19美元以上。这比争取15美元运动的要求高出4美元，比佛蒙特州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最近提出的17美元高出2美元。比联邦最低工资7.25美元高出11.75美元，而联邦最低工资自2009年以来一直没有变化。
桑德斯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捍卫者，但他显然跟不上他已故同志们的步伐，尤其是大游行的两位主要组织者菲利普·伦道夫（Philip Randolph）和贝亚德·拉斯丁（Bayard Rustin）。
1963年，同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伦道夫和拉斯丁指责民权运动几乎只关注种族隔离。是的，废除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很重要，但如果这场运动想让美国黑人获得完全的自由，它就必须开始争取有体面工资的工作。
最初的游行计划是由伦道夫、拉斯丁、汤姆·卡恩（Tom Kahn）和诺曼·希尔（Norman Hill）构思的，他们抨击联邦政府未能帮助美国黑人获得经济自由。他们在一份组织文件中哀叹：“自《解放奴隶宣言》签署以来的一百年里，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根本行动来终止美国黑人的经济从属地位。”
与此同时，约翰·肯尼迪总统既不愿推动2美元的全国最低工资标准，也不愿推动组织者提出的其他要求，即“一项大规模的联邦计划，培训所有失业工人，无论黑人还是白人，让他们找到有意义、有尊严、工资体面的工作”。
Hank Walker / Getty
伦道夫没有心软，在游行当天，他向肯尼迪发起了第一波攻击。“是的，我们希望所有公共设施向所有公民开放”，他说，“但这些设施对那些负担不起的人来说意义不大。”
无论如何，伦道夫都不是一个会说好话的人。他的特殊天赋是在粉碎对手的同时，听起来很威严，甚至是权威。而且总是有更多的反对者需要粉碎，比如说人们应该自由地经营自己认为合适的企业不受政府干预的资本们。
对伦道夫来说，8月28日的“道德革命”是要推翻白人主导的资本主义，代之以社会主义经济，这种经济承认人的平等，保证工作和生活工资。同样重要的是，伦道夫坚信美国黑人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因为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的苦难最多。他解释说:“黑人有责任重申这种正确的价值观优先于利益和财产权，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从人类的人格变成了私有财产。”
那天，伦道夫得到了其他发言人的支持，尤其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他要求“制定一项法案，确保在年收入10万美元的家庭中，每周挣5美元的女佣享有平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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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游行的这一天结束时，伦道夫向大家介绍了拉斯丁，再次确认游行的要求。“我们要求这个国家的每个人，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接受培训，有尊严地工作，以战胜失业和自动化带来的冲击”！拉斯丁向空中举起拳头，高昂地说到。
不幸的是，今天的政治领导人很可能会忽视这些要求，只是歌颂金的梦想，却不会付出实际行动。毕竟，宣称拥有一个梦想比实践具体的要求更容易。
也许我们可以效仿1963年的游行，要求将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19美元。如果我们希望工人像伦道夫和拉斯丁那样有尊严地生活，这个数字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起点。当然，前提是我们要拥有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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