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乡下跑到京城⾥，⼀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闻⽬睹的所谓国家⼤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实说，便是教我⼀天⽐⼀天的看不起⼈。
但有⼀件⼩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拖开，使我⾄今忘记不得。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计关系，不得不⼀早在路上⾛。⼀路⼏乎遇不见⼈，好容易才雇定了⼀辆⼈⼒车，教他拉到s门去。不⼀会⼉，北风⼩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条洁⽩的⼤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s门，忽⽽车把上带着⼀个⼈，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个⼥⼈，花⽩头发，⾐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个⼤筋⽃，跌到头破⾎出了。
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住脚。我料定这⽼⼥⼈并没有伤，⼜没有别⼈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惹出是⾮，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你的罢！”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扶那⽼⼥⼈慢慢起来，搀着臂膊⽴定，问伊说：
“你怎么啦？”
“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讨苦吃，现在你⾃⼰想法去。
车夫听了这⽼⼥⼈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步⼀步地向前⾛。我有些诧异，忙看前⾯，是⼀所巡警分驻所，⼤风之后，外⾯也不见⼈。这车夫扶着那⽼⼥⼈，便正是向那⼤门⾛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灰尘的后影，霎时⾼⼤了，⽽且愈⾛愈⼤，须仰视才见。⽽且他对于我，渐渐的⼜⼏乎变成⼀种威压，甚⽽⾄于要榨出⽪袍下⾯藏着的“⼩”来。
我的活⼒这时⼤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出⼀个巡警，才下了车。
巡警⾛近我说：“你⾃⼰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地从外套袋⾥抓出⼀⼤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着，⼀⾯想，⼏乎怕敢想到⾃⼰。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把铜元⼜是什么意思？奖他吗？我还能裁判车夫吗？我不能回答⾃⼰。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煞了苦痛，努⼒地要想到我⾃⼰。⼏年来的⽂治武⼒，在我早如幼⼩时候所读过的“⼦⽈诗云”⼀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件⼩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新，并且增长我的勇⽓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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