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夏天，我7岁了，母亲说该上学了。
那时不像现在的义务教育，每个孩子都必须上学。能上学的大多是男孩子，毕竟当时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比较严重。
邻居四大爷经常说：“男孩子上学以后中自己家的用，小闺女上学有啥用，长大以后是人家的人了。”
四大爷严格秉持这种理念，一个儿子上了至少十年学，最终没走出村子。三个女儿都不让读书，两个大的听话，不让读就老老实实在家干活。老三不行，到了上学的年龄，非得闹着去学校，四大爷就骗她下一年再去。
从七岁开始骗，一直骗到十岁，老三不干了，看出了自己老爹的心思。哭天喊地不吃不喝两三天，最后四大爷怕闺女被饿死，只得咬咬牙答应下来。
学校里一共五个年级，十有八九是男孩，女孩凤毛麟角。
这也难怪，那时候家里太穷，一家人的吃喝拉撒都要从地里刨出来，多个劳力就多份收成，手里也就宽裕一些。
再说那时一千多人的村子，居然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中专生或者大学生，读书的好处在村里没有显现出来，所以村民们供孩子读书的积极性也不高。
在我们村子上学的意义，不是出人头地，不是建功立业，而是仅仅识几个字这么简单，不是睁眼瞎就行。
我7岁那年的夏天，母亲领着我去学校报名，一路上遇到好几个邻居，她们都极力劝说母亲放弃让我读书。
那时候胡同里和我年龄差不多大小的女孩子至少有十几个，她们都不上学。农忙时干地里的农活，闲时在家纺棉花、学做针线活，再勤快一点的，就会包了家里的一日三餐，让做父母的轻松不少。
我家恰恰缺少劳力，只有继父一人干活，母亲要带两个年幼的弟弟。换作别人家，我是绝不被允许上学的，即便不下地干活，也可以在家帮忙带弟弟，帮忙做饭。
可是无论别人怎么说，母亲就像吃了秤砣铁了心肠一样不改初衷。母亲常说：“我这一辈子在庄稼地里，累死累活还被人看不起。你们姐弟三个，只要愿意上学，我砸锅卖铁也供。”就这样，我进了学校成了一名小学生。
学校在村子东头，一个不大的院子，两排土墙瓦屋，五个教室，一个办公室，和办公室挨着的还有一间房子，里面住着一个光头大个子老头，听说是看学校的。
学校很简陋，唯一高级一点的用具是老师办公室里的机械挂钟，上课、下课和放学，全都靠它。
铃铛是手摇的，不知用了多少年，悬挂在办公室前面的那棵榆树上。尽管年代久远，但声音非常清脆，即便你在村子最西头，也能听到它的响声。
好多村民在地里干活，也根据学校放学的铃声来决定自己下班回家的时间。
除了这两样东西，学校里好像再没什么可说的了，办公桌椅都是好多年的破旧桌椅。
忘了说我们的教室了，一个年级的教室一般是两间，偶尔也有三间的。桌子是一块土墩上面放一个光滑的水泥板，夏天凉爽，冬天冰冷。凳子就是从自家带来的小板凳。
土墙的教室，只在前面开一个不大的窗户，所以全天光线都很暗。
特别是冬天，早去一点的孩子，一个人是不敢进教室的，那里面简直是伸手不见五指。听说原来这地方是一座庙，后来把庙拆了才建成了学校。
听老人说，拆庙的时候，那庙里出现了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蛇，拆庙的人一筐一筐地往外抬，抬了几天仍没抬完。没有办法，村里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只得对着蛇群焚香磕头，蛇才消失，学校才建起来。
有了这个说法，孩子们更不敢早来学校。即使来得早，也总是在大门口等，等上四五个人，才敢推开门进教室拿书。
拿到书的孩子，看谁跑得快，边跑边嚎：“有鬼啊！鬼来了！”吓得后面的孩子也急匆匆地窜出教室，好像真有鬼在身后追他们。
拿出来书，我们就靠在教室外面的墙上开始读起来。那时候的课文非常简单，读不了几遍就都会背诵了。
于是我们把书夹在胳肢窝下，十几二十个孩子紧挨着，扯着嗓子开始背起来。
“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放牛，一边帮助八路军放哨。”
……
“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杀害了小英雄王二小。”
“刘胡兰挺起胸膛说：要杀要砍由你们，怕死不是共产党员！”
“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亲笔写下挽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
一时之间，学校上空飘荡着一阵阵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读书声。
直到太阳升起很高，老师来了，我们才走进教室，开始正式上课。
一年级的老师姓王，是个大肚子的中年男人。那时候学校里七八个老师，只有一个是正式的，听说小学没读完，就接替了她父亲的班。另外几个都是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都是从村子里找的，一般是读书多一点，又愿意干这个活的。
那时教师社会地位很低，虽不直接被称为臭老九，也是臭老九的待遇。工资很低，一般人还不屑于干这个活。
虽然做了教师，地里的活一点也不少干，因为一家人的生活还得靠地里的收成，工资只是作为一点补助。
刚入学时，听村里人说王老师教的不好，还有人说他不会教。真正开始上课时，发现他很认真，对我们特别有耐心。
他从不骂我们，更不会打我们。即便是在课堂上捣蛋，他也只是让捣乱的学生站到讲台边听课。
因为他的好脾气，有的男同学故意气他，有时上着课扔讲台上一只青蛙，有时在粉笔盒里放一只蚂蚱，还有的会趁他在黑板上写字时让他身上扔泥巴……
每当这时，他就会停下来，说一句：“捣吧！再捣长大了连媳妇也说不上。”说完班里哄堂大笑，那时候的小屁孩，谁在乎娶媳妇的事？老师接着讲课，好像这些事没发生一样。
时隔多年，每次想起王老师，心里总感觉很温暖。尽管他讲课时会出错，可是他善良和包容让我至今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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