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北京西山八大处长长的石阶，拾级而上，直走到翠微山的山顶，向东极目远眺，是华北大平原 。直到大海，无遮拦，无屏障，一马平川。太阳从那里腾出，把第一缕光线，射入你的眼帘。往北看，则是层层叠叠的大山。傍晚，落日的余晖，从山顶的云彩的缝隙里射出，有如沸腾的熔炉，大山仿佛都要在那里融化掉......
在翠微山北坡山脚下的一连串小小的村落里 ，那个最靠东部的小村，一到夏天，就要承受东北部山地的所有雨水。雨水先在沟沟壑壑里汇成洪水。许多条洪水又都汇集到小村中，从街道上汹湧地流过，然后狂泻到永定河里。为了洪水不淹没水井，人们把井台筑得特别高。小村因此出名：高井。
高井村离北京城前门不过三十里，可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这里的人，同城里人却过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他们一辈子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大多数人没有读过书，闭塞，有些怯懦；有的人从生到死，没有进过城。
到了建国初期，小村己有七八十户，五六百人。
当初建房时，人们要千方百计的躲避洪水。每一次山洪暴发，洪水裹挟着树木、泥土，甚至磨盘大的石块，汹涌而下。洪水冲出一条“河道”。洪水过后，“河道”里，留下了泥沙石块。人们收集石块，用土石垒砌堤坝，在堤坝上建房。房连着房就成了街。于是“河道”，既是水道，又是人行马走的街道。
也有称这条街为高井沟的。
我家坐落在村东头，院子大，佔地三亩。街坊习惯地称我家为“三亩地”。靠我家后院的东南角有磨面的碾子，磨,几乎天天有街坊来我家磨面。
因为是在村东头，就直接受到洪水的威胁。威胁我家的洪水有两股，一股是从柿子沟下来的，面对面，硬碰硬迎面冲下来，破坏力大。护坡自然建的又大又结实，像小山。另一股是从狼儿沟下来的，从侧面擦过去，然而，同样也砌了高高的防护墙，还文诌诌的叫做“泊岸”，尽管永远也不会有船来泊。
虽然是占地三亩的大院子，却只在院子的西北角临街处，盖了五间瓦房。从西边起，一间是住人的厢房；往东是门过道，也占一间；再往东才是三间正房。 正房从中间开门。一进门，正对的墙上贴着一家之主灶王爷的画像，和别人家的灶王爷也没有什么两样。灶王爷前面摆着一张条案。条案前是八仙桌子；八仙桌两侧，各一把太师椅。
三间正房的东边一间用木隔扇隔开，成了一个套间。里边也和外屋一样，有地炉子、火炕。
门过道用厚实的阶条石铺地，两扇大门一关，上好门板，插上门闩，就算是与世隔绝了。
从门过道往里看是影壁，影壁遮挡了两间土墙泥顶的小屋。奶奶说那是驴棚。我没见过我家养着的驴，驴棚却成了我家的厨房。厨房南面，是一个半地下的猪圈，圈里常常养着一头比狗还灵活的猪，一只饿红了眼，听见点声音就尖叫，随时准备进攻的猪。
——这就是“三亩地”的全部建筑。不知哪年？是谁看院子过于空荡，就从河滩里拉来石头，垒成石墙，把五间瓦房连同猪圈，围成个方院，成了一个院中院。石墙的外面足有二亩多，每年有一搭，无一搭地种上一茬儿玉米。这些玉米既得不到充足的阳光，旱季又缺乏水分，空长些玉米秸，冬天拿来烧炕。
这疏于管理的院外院，却成了我儿时的乐园。院子的东南角有石碾子、石磨，几乎天天有人在那里碾米、磨面。一头驴戴着眼罩，在磨道或碾道里，慢吞吞的转着。驴戴着眼罩看不见路，凭嗅觉，它知道粮食在哪儿。不时的伸出舌头，飞快地舔上一口，然后大模大样地咀嚼起来。要是没带着牲口来，那就得一个大人外加一个孩子，才能推得动磨，拉得动碾。高兴时，我也会搭他们一把劲儿。可换来的总是一句，“边儿里玩儿去，别捣乱！”
靠南墙尽是树。墙崎角一有座財神楼 ，大概有半人高，没有门，据说是怕走了財。其实有一个窝刺猥在里面安了家。大人都说刺猥是神物。惹不得，到今天我对那东西仍有些敬畏。
那些树，是叔父小时从路边移过来的。东边是间隔相等的五颗杏树，往西是两棵大榆树、还有槐树，当然也少不了枣树。有的树可以结果，有的已经高大成材。
杏子熟了，我的好日子开始了，我每天鳔在树上，成了活猴儿。五棵杏树，五种口味，先熟后熟也不一样。中间那棵熟得最早，太酸，没意思；两边是好吃的红杏，就是熟的太快，没有几天就全红了，像是撑起了两把大红伞。没法子，我就一篮一篮的送礼，散众。不信，你上四邻六舍打听打听，谁没吃过“三亩地”的红杏？
其实让我最开心的是两棵大榆树，那是经过叔父当年精心修理过的，长得树干粗，树冠大，过年时点一个二踢脚，“嘣——”二踢脚飞上了天，“啪——”在大榆树的树梢上爆炸。火光一闪，可还是没有超过大榆树！也不知哪年哪月，那榆树上多了两个喜鹊窝，无论冬夏——到了冬天，别的鸟都飞走了——喜鹊在树枝喳喳的叫。祖母一听喜鹊叫就喜上眉梢，说是喜鹊报喜来了。
我说喜鹊要是饿了呢?祖母瞪了我一眼。
春天来了，秋天飞走的鸟儿又回来了，最先看到的是黎鸡儿——一种比喜鹊小点，全身黑亮黑亮，凶猛的鸟儿。它起飞的姿势特别带劲儿：探着头，翘起长长的尾巴......
接着是喜鹊、黎鸡儿空中大格斗，两只鸟儿从高处冲下来，捉对厮杀，用翅膀扇、爪子抓，一会儿功夫，空中飘散着喜鹊的绒毛。喜鹊败北了，把巢留给了黎鸡儿。
有一次我用一个玻璃球当子弹 ，射向飞过头顶的黎鸡。黎鸡一歪身子，躲过了子弹。
从此当东方有一点儿鱼肚白时，“咕噜，咕噜”黎鸡儿开始润嗓子，天一破晓，“喳喳”黎鸡儿跳出来，高声唱起来。此后才是鸡啼、人欢、骡马叫——新的一天开始
不知何时，北墙根儿长出一棵桑树，又挂了果。桑葚由青变白，再变红，再变黑的时候，我看到一只鹅黄色的大鸟，跳跃在桑树枝上。是一只黄鹂，我喜欢那鸟。等黄鹂飞走了，我才登上墙头，享受黄鹂没有吃到的桑葚，以至于手指，嘴唇都染成了黑色。
“吃我桑葚黑屁股，喳——”，黄鹂在唱。婶儿说：“那鸟在骂你呢！”我掏出弹弓，把黄鹂吓跑了。后来桑树没有了，黄鹂也不来了，“前不植桑，后不栽柳，门前不栽鬼拍手”鬼拍手指得是杨树。祖母下令把桑树砍了。
至于“三亩地”为什么空着那么大的院子只盖了五间房？后来是越过越潦倒，据说与我祖父中年暴亡有关。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鬼子进北平。不久，祖父便因私通“八路路”被监禁，不过半年，便死在监嶽里。国都亡了，哪里还能治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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