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在琢磨“知行”与“行知”哪个更对。“知”与“行”是两个概念，它们的换位组合，不仅仅是语言学的事情，更是重要的哲学议题。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陶行知。他读大学时信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自己取名“知行”。43岁那年，他在《生活教育》杂志撰文《行知行》，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遂改名为陶行知。也就说，人到中年的他转而觉得“先行而后知”才对。
如今，我也被这个问题吸引了。人到中年，读了一些书，明了一堆理，也积累了方方面面的经验和教训。按说，“知行”的条件是具备了，但现实中“知”与“行”却总是若即若离的状态。一阵阵即时的快乐如电火花般闪现，内心的不快乐却是持续连片的黑暗。我也发现，这是当今很多人的通病：道理都懂，就是缺少行动，尤其是一以贯之的坚持。
从个人的体验和观察来看，“知行”的难度很大，除非我们能像圣人那样修炼出无比强大的道德意志，把“行”按在“知”的轭头下。现在才意识到，“内圣外王”原来包含了这样的意思。也就不难理解，很多哲学讨论后来都聚焦在人的意志上。 但是，人的意志从何而来呢？或者说，人会在什么情况下主动规约自己的心思和行动使之更加纯善明正、更加精敏于事？我凭体验觉得，这里如果没有某种信仰或信念的存在，没有它们持续激发的热情，自我规约就找不到稳妥的支点，我们建立的理性就会因为包含太多的压抑转而以非理性的方式走向悖反。不过，这里也有一个危险——我们秉持的信念以及由此建立的理性，如果没有包含足够的善，如果只是求真，那么很可能会发生病变，导致灾祸。纳粹意识形态的邪恶基因也正是孕育在这里。
对于一般人来说，“行知”的路子似乎更稳妥一些。因为在行动、做事的过程中，人的身心会感受到一种惯性，并且逐渐适应它。在那些劳作了大半辈子的老农身上，我们很容易观察到这一点：无所事事的懒散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可怕的折磨，就连短短三五天也过不下来。有意思的是，看似木纳的老农，张口说出来的往往是带有哲学意味的话语。这些思想含量颇高的“知”，是持续的实在行动的结晶，就像太阳晒出来的盐粒一样。当然，这只是来自农业社会的案例。在信息爆炸时代，尤其是在知识市场化的环境里，我们的生活空间充斥着大量言论、见解和道理，甚至还有各种被宣称的真理，加之那些处处兜售乃至硬塞“知”的无形之手的推波助澜，“知”经常沦为一种假象或幻象。
置身于这样的文化环境，分散的个体在“知”的层面不管确定感如何，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犬儒主义。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说，今天的社会是一个“个体化雇员社会”，人们摆脱了阶层、家庭、集体等诸多传统控制，成为个体化和原子化的人，因而日益感到自身的不足，风险感与日俱增（p.118-119）。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预先获得的“知”不再具有普遍的价值认同和行动指导意义，内心总是回响着这些声音：谁说的才是对的，是对的又有什么用，即便有用也没什么意思。
于是，“行”的优先性凸显了，因为行动的人能穿行在“知”的迷雾中而不被烦扰，而且能够从中获得“知”。当然，不是原先那种更有整体感的“知”，而是碎片化的“知”。这种“知”能帮助行动者建构生活理论，但总是显得不够智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尚前卫的人士会惊叹，甚至折服于老农们对生活和生命的感悟。相对来说，农民面对的是自然社会，而今天的都市人面对的是关联度高、组织严密的后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也就是阿兰•图海纳所说的“程控社会”。由于这样的社会隐藏着强大的共谋和压迫机制——无形却可感，与惯性互动互生的行动并不能带来陶行知所倡导的“行知”。这里缺少了两个要件：一是基于自我反思和批判的精神成长，这也是“个体之人”与“主体之人”的分野；二是与其他行动者建立连接。钱穆说，“发展个性而不违背群道”。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个人具有主体意识的行动，只有经过充分的连接，进而促成共同体行动，才能致真“知”。这样的“行知”才有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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