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影指数：今年上海电影节的最大赢家，正在热映的电影《阿拉姜色》虽然也讲述着一段朝圣之路，但他迥异于其他西藏类电影的是，导演更多的是在做减法，没有符号化的表达和沿途风景的沉醉，而是把视角聚焦于“人”。这是一段关于承诺和家庭的旅程，关乎于亲情和信念，而这些情感恰恰是普世的，是超越于民族和国界的人类共通的表达。
今年上海电影节的最大赢家，正在热映的电影《阿拉姜色》虽然也讲述着一段朝圣之路，但他迥异于其他西藏类电影的是，导演更多的是在做减法，没有符号化的表达和沿途风景的沉醉，而是把视角聚焦于“人”。这是一段关于承诺和家庭的旅程，关乎于亲情和信念，而这些情感恰恰是普世的，是超越于民族和国界的人类共通的表达。
此次有幸专访了影片的导演松太加和制片廖希，在采访中，两位老师从最初的合作谈到电影的创作，再到自我的表达和中国艺术电影的现状和期许，让我感受到两位老师对电影的坚守和用心。正是这些优秀的电影人，丰富了中国的艺术电影，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艺术电影未来的另一种可能。在此，也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阿拉姜色》，并期待两位老师合作的下一部电影《拉姆与嘎贝》取得更大的成功。
以下为采访实录
导演松太加：我想表现的不是藏族的风情，而是人的困惑和纠结。
您在电影中弱化了关于藏区民俗文化的表达，更多的是聚焦于小人物的家庭之上，这是基于什么样的创作初衷呢？
松太加：我在这片土地上出生、长大，后来因为电影，来到北京，北漂十几年，学电影、拍电影。选择亲情家庭这种格局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是自觉的选择，而不是刻意的选择家庭做为内容，比如说《阿拉姜色》的复杂性，就是把一个男人的复杂性，一个女人的复杂性，放在道德和伦理层面。
那种对与错，作为个体很模糊的感觉是很有意思的，而非把藏族文化做成异域风情。那个作为一个噱头在电影展现，没多大意义，因为藏族人也是人，作为人的困惑，情感的纠结，和复杂的存在，希望展示的是这些。
在塑造人物时，您说自己有一个习惯，注重角色与编剧的互动。
松太加：对，我自己有一个习惯，从第一部开始到第二部，这已经是第三部了，每次写剧本的时候，必须要找到一个符合角色的气质。比如说，这次的容中尔甲老师，写的时候没有和他直接说，但是相反是他在演，我在靠着他的气质往上走，跟他接近，所以塑造出来的人物就比较活。
之前的《河》也是，刚开始是没有剧本的，找到那个小女孩之后，专门为她写了这个剧本，创作过程有一种演员和作为编剧的我互动的感觉和气质。
除了最后的开放式结局，还有哪一场是临时加的？
松太加：因为自己是编剧，拍摄现场改编的尺度还是比较大，可能会根据每一个场景，从开始电脑键盘敲出来的文字想象，到落实实景会有一个出入，有一些很好的东西给你灵感，所以改动的地方比较多。比如说故事首尾，剪头发的地方是临时加的，本来剧本里没有。
在剧本结构方面，《阿拉姜色》是两段式的结构，前后不同的主人公且一男一女，让人耳目一新。
松太加：剧本阶段的确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因为按照常规的剧作，以女主人公的视角展现这个故事，但是她走到一半，片子中间部分死掉了，是剧作里面最大的忌讳。但是我的感觉是，影像的展现可以把这个气质连接上去。我想的是按照常规，主人公是两口子，把他们一体化，想象成一个人，就像黑与白那种。
会担心熟悉三段式结构的观众不接受么？如何避免弱化割裂感的问题？
松太加：阿拉姜色的剧作，刚开始是很想尝试新的东西，但是我害怕你说的这种三段式结构剧作模式和我的想法有冲突，会违背传统，所以女主死在中间是心里最没有底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气韵肯定是衔接的，按照传统的话，前面的镜头跟着女主展开，突然之间女主没有了，有种电影结束的感觉，会有一些纠结。在上影节放映的时候我心里在剧作层面上还是很忐忑的，但是我很想尝试一下，好在反馈很好，还拿下了金爵最佳编剧。
俄玛与丈夫和儿子之间的情感碰撞与内心纠葛，以及人物的成长、和解与救赎，您是如何拿捏这个度的？
松太加：对，这种情感的纠葛是我自己很感兴趣的一个点，也是我写剧本的习惯，我首先有一个这么旅程的感觉，至于怎么和解、怎么碰撞，都在我自己写的过程当中，我特别尊重每个人作为个体的情感选择，所以按照他们的成长环境和情感的选择，所有这些都要尊重剧本中的人，慢慢的往下推。
剧本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隐隐的感觉到这个剧本会怎么收场，以及人物的选择，就有了这么一个剧作模式。也不能说是剧作模式，就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模式或创作模式，其实很模糊。
我看您的电影中运用了大量的中景、近景、特写镜头，让角色表情、肢体动作的细微变化都清晰地展现出来。
松太加：其实在我剧本里的设定每一个场景只有一个镜头，所以全片加起来只有100多个镜头。但是固定镜头可能会让观众感觉信息量过于单一，所以在保持气韵的情况下，要让镜头动起来。
而且以往的西藏片有一种惯性模式，过于强调美丽的自然景观，特别喜欢在西藏片里用标签化和符号化来展现那种神秘文化，但是我本身就在那片土地成长，所有的文化也好，神秘化也好，那种东西对我特别不重要。
反而是那片土地上活着的人，作为个体，我觉得比那些风景美多了，他的困惑，他命运的抉择，这才是我比较感兴趣的点。这是创作层面中本能的选择，慢慢的往下推的时候就有了这些人物。
这样非常考验演员的表演能力，想问您是如何调教电影中那些非专业的演员？对于此有何技巧或者心得？
松太加：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爱用素人，其实在藏族学过表演的人特别少，没太多选择的余地。没办法，只能选择一些素人，气质比较接近的那些人，把他们本身的气质发挥极致也是我的一个方法吧。
第二，我作为导演面对素人，必须要和他们面对面的交流、说戏，我从来不会用副导演或者执行导演去传话，自己坐在监视器旁边，我不太喜欢这样。我从监视器跑到演员身边，一对一的说，有时候我自己示范给他们，哪个地方出问题，是台词，节奏，走位还是调度，我会一一说清楚，他们也能明白，所以这些素人演的也都特别好。
制片人廖希：我想关注的是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
《阿拉姜色》是藏语音译，曾是首藏族民歌，意思为 “请您干了这杯美酒” ，之前有别的名字么还是一开始就定下来了这个名字？
廖希：以前这片子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罗尔基的三百六十二天》，但是在拍到中间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片子因为涉及到生离死别，有一些沉重的东西，但我们整个的主题并不是这个，所以在容中尔甲老师的提议下，我们就用了藏族歌，请你干了这杯美酒。
其实这个美酒在藏语里是祝福的意思，是很温暖的色调，我们希望给这部电影带来一些温暖的色彩。这首歌，有希望，有祝福，所以我们就改成了现在这个名字。
据说导演松太加写剧本、拍电影有个习惯，就是从来不存在明确的目的和预设，好奇您和导演的沟通是什么样的状态？
廖希:这可能是他以前的工作习惯，在这部电影拍摄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商量。不论是商业片还是文艺片，还是需要有一个工业化或者是标准的制作流程。导演是有一个完整的剧本的，虽然说经过了几次修改，甚至拍摄现场也有修改，但是完全是按照剧本拍的。
同时，我们制定了完整的工作流程，因为以前导演拍电影，更多的是藏族的朋友，但是这次是汉藏团队合作的。除了美术和道具来自藏区，因为汉族的电影工作者对于那面的东西不是有很明确的把握和了解。但是其他的摄影灯光制片录音都是来自汉族，是一个很成熟的,有多年经验的团队。
听说导演之前的工作方式，拍摄现场的工作人员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导演又要对剧本做什么调整。您如何协调统筹安排每个组的工作人员去准备呢？
廖希：因为松太加导演和我合作，除了我们艺术的追求和审美与志趣的相同以外，他也希望让藏族电影在一种更规范的框架上拍摄，所以我们这部电影是完全有计划、有目的、按期在创作和拍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
觉得《阿拉姜色》和其他的藏语电影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什么？
廖希：其实这也是我选择制片这部电影的原因。这部电影和松太加的其他电影一样，扎根于藏区的广袤土地，关注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情感，而非这里的山水、文化，服侍、民俗等种种差异。
以前的很多藏族片子，不论藏族导演还是汉族导演拍的都会有意或无意地去把这种风光、习俗、文化甚至信仰的东西放大，但我觉得这仅仅是符号而已，真正的藏族的东西是这里生活的人，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是我们更应该去关注的，这一点也是我们的电影和其他电影有所不同的地方。
松太加和廖希谈合作，将内心的表达通过影像传达是一件幸福的事
为什么选择这部《阿拉姜色》去制片？
廖希：本来我和松太加导演的第一部电影的合作是最近正在做后期快完成的《拉姆与噶贝》，但容中尔甲老师给到了这么一个题材，导演写出了特别好的一个本子，就把这部电影放在了前面。
选择先做这部的原因是我和导演都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能传递出温暖和希望的东西。
您和制片人廖希的合作模式是怎么样的？
松太加：拍完《太阳总在左边》和《河》，我很想找一个好的制片人，有人推荐廖希，我们通了一个电话，他飞到西宁，我们两个想法特别一样，都是性情中人，特别合得来，就有了他做我的制片人。
本来我们计划是拍摄《拉姆与噶贝》，因为中间有容中尔甲老师的故事，我就把《拉姆与噶贝》推到后面，临时写完《阿拉姜色》的剧本，发给容中尔甲老师，容中尔甲老师特别感动，他要投资拍摄，所以就先做了《阿拉姜色》。
拍电影最难拍的小孩、动物、公路片和四季的变换，都在这部影片里囊括了，拍摄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难点？怎么解决的？
廖希：非常正确，这部电影我都给导演开玩笑，这对我们都是一个挑战，在一个高海拔的地方，拍公路片，还有小孩，还有动物，这是拍电影三大难点，结合在了一起，更难的是我们是公路片，跨越了季节，难点是特别大的。
真正的拍摄期间的困难来自于开机前准备从四川阿坝州开始拍，但是那地方地震，我们为了全组的安全推了一星期开机。
最大的难点是电影分成两季来拍，先拍了二十多天，就停了下来，因为在等季节，需要冬天的景象。休息了一个月左右，又开始拍了十几天，所以说经济上带来了更多的经费，但是现在看来这是值得的东西，电影最终呈现的东西，满足了我们最初的要求。
松太加：动物，小孩，公路片，每个导演惧怕的都在里面。但是还好吧，因为我本身是藏族人，和动物有经验，小时候就养了，孩子的话，我自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所以拍摄起来算是比较顺利。
唯一比较麻烦的是公路片，跨度的场地很远，拍摄完转去下一个几百公里以外，因为整个剧组八九十个人，每次转场比较费劲。再加上创作一半的时候得等季节，因为电影的影像上必须需要一个季节上的时间感，所以等待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作为一部西藏题材的电影，这部电影的表达却超越了民族和国界，对于上映有什么期待么？
廖希：因为松太加导演的片子，本子，都是很多文艺片，都没有走上院线。这次选择走上院线，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看似是反映藏族的，但最后表达的爱，担当，诚信，承诺的践行，这些主题已经超出了种族和国籍，是有一个普世价值的东西，我们相信可以唤起更多观众的共鸣，大家多少都能在片中找到一些情感的投射。
我们决定，在全国院线上映，所以，不好意思，对这部电影抱有很高、一定的期望，在上影节获奖，之前的内部场和最近的点映，观众的反应都很热烈，在各大平台上豆瓣猫眼 也都是不错的评价，所以说，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松太加：我很想把藏族人的文化也好，自己的表达也好，很想让他完成一种超越，这种超越是作为人的超越，作为情感的一种超越，超越于一个地区和国家，这种东西更像是作为人的存在。也可以说，我在做一个减法。
很多导演的习惯性思维，尤其是在表达藏族文化时，他表达了很多东西，标签式的也好，符号化的也好，都是一种加的概念。我在减，淡化这种东西以后，剩下的就是作为人的，情感抉择也好，困境也好，这样不同国界、不同民族，每个人都能感受的到。反而我们贴了元素和符号太多的话，别人理解起来，很费力，所以我是在做一个减法。
中国艺术电影的生态相比之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依旧有很多阻碍和瓶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对于观众的审美有什么希望么？
廖希：这么多年，中国观众对电影的整体审美是有提高的。说是仅仅艺术片市场变得好，我还持有保留的态度。毕竟还有一些瓶颈和障碍，这种障碍不仅是来自于观众，还有艺术片本身的品质，更多的观众欣赏它会有一定的困难，且很多片子没有上映发行。
而且，我依然认为国内国外艺术片也不是像商业片那种铺天盖地大规模上映，它是给需要它和懂得欣赏它的观众观看的。其实归根结底，我的习惯，我不喜欢把电影分为艺术片和商业片，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好电影，因为艺术片相对来说和其他片子相比投资小一些，制作也没有那么贵，对于投资的收益我们也无法报以像商业片那样爆出一个大黑马的不现实的预期，但是我觉得好电影一定会得到好的回报，不要低估观众的审美能力。
松太加：对，不像好多年以前，整个市场其实没有艺术片的一席之地，但是这种局面在慢慢发生改变，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因为国外有专门的艺术院线在放，但是很多中国人特别喜欢那些没营养价值的大片。
这种局面在改变，我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艺术片，特别是少数民族题材的艺术片，也能在中国电影市场有一个小小的反馈，只有这种小小的反馈，我们才可以继续拍片，作为导演就是这么一种想法吧。
我也没有想通过电影赚大钱的，年轻时候有一点，但是现在，只要把自己的想法，想要表达的东西，顺利的通过影像来传达，这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伴随着这个我也希望中国的艺术片市场越来越好，毕竟看腻了很多大片或商业片以后，看一些有营养的东西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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