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是一项全国性的青年运动,兴起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波及的范围可以说举国上下,无处不到。巴彦淖尔地区作为知青下乡的一片热土,在大批量地接收外来知青的同时,本地的年轻人也不能置身事外。当第一批从大城市来的知青出现在巴彦淖尔时,本地的一部分青年紧跟其后,积极地投身到了上山下乡的潮流之中,在运动后期更成为当时全部留乡知青近半数的特殊一族。按1971年全盟下乡知青统计表中数据来看,在64、65年运动之初,盟内及各旗县就有615人自愿报名,随外来知青一起下乡到农村。66、6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乡的人数仅增加了146人。68、69年随着知识青年下乡大潮的到来,本盟及各旗县本地下乡知青人数又增加了1303人。随后经历了近三年多的淡静期,在1974的时候,受中央(73)30号文件和自治区(73)50号文件规定的影响,全盟加大了对本地符合条件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力度,新增人数有了明显的提高。到1977年底,本地知青下乡总数已经增加到了4242人,占当年在乡知青总数的近一半。
按中央(73)30号文件和自治区(73)50号文件规定,凡属当年应届毕业生的城镇高中学生(除按政策留城的人外),和应届毕业的初中学生(除升学和按政策留城的外),以及历年应下而未下的社会性青年(包括中途退学和农牧区迁入城镇的青年),不论男女还是已婚的,凡吃商品粮,年龄在16周岁以上均为上山下乡的动员对象。就连乌达矿,黄铁矿,营盘湾煤矿吃商品粮的干部职工子女,也均包括在内。巴彦淖尔盟各地基于这两个文件,特别制定出相关的手续,来界定和审批符合留城手续的本人申请。并实施走群众路线,由群众评议,组织审核,张榜公布的措施,对城内进行了一次大检查,对不符合留城条件而留了城的,坚决收回留城证动员下乡。由此掀起了一场力度空前的盟内青年上山下乡大动员活动。动员工作由新设立的动员机构总负责,而且扩展到盟直各个单位之中,人数不等地成立了动员领导小组。动员工作采取单位承包家长,学校包学生,子女说服父母,层层负责的方法。各地还成立了针对本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农、林、工、妇、青和公、检、法众多单位都有人参加。由于力度空前,宣传到位,全盟一度掀起了本地知青下乡的“热潮”。
这波大动作的收效令人振奋,巴彦淖尔盟委领导为此召开了表彰大会,对动员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单位进行了表扬,对一些落后的部门提出了批评。表彰发言稿中说:“临河一中、三中、四中有上百名应届毕业生写了决心书,要求上山下乡,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前旗一中,动员工作做得好,应庙高中毕业生毕业典礼大会,同时也成了欢送毕业生上山下乡的大会。”“有先进者,送了两个小孩下乡后,又主动送三子到农村插队。有的家长认识就是不一样,把两个到龄的孩子全打发到农村锻炼。”这些先进的表现,具有一定代表性,但也有局限性,不难看出是树榜样搞宣传的策略安排。不过,初时的工作进展顺利,和当时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还富有政治热情有关。等到75、76年的时候,盟内的动员工作就陷入了困境。原因是城市居民通过对早先下乡知青的各方面情况的深入了解,发现娃娃们下到农村之后,生活不能自给,锻炼流于劳动受苦,后路又难以看清,而那些没有下乡的年轻人中,有好多的人都被招了工,还有的参了军,两厢一对照,有儿女下乡的人家心理就不平衡了。
按档案记载,当年“乌前旗的动员工作阻力很大,有些人不是把子女看作是社会的,是党教育的,而看作私有财产,当做商品,把子女下乡看得比什么都难,为了留城,拉关系,走后门,弄虚作假,甚至把自己的爱人报为长女,将自己的儿子报为内弟的都有。五原县的问题也很突出,74年底招工了一批不符合留城条件和留城证件的青年, 盟委和动员办公室多次指示都不纠正。事后,乌兰牧骑招了十名演员,有七名就是领导干部的子女,有的就是下乡对象。临河县刻字美工社有个工人李振平,是国民党上校的儿子,属于应下乡人员。天津来人招生,复审被刷了下来,盟招生办的个别负责人,私下做工作,最后被招走了,同时还跑到天津做工作,让结业后分配到天津。”“临河县有些应下乡知青家长,认为农村没出息,又苦又累,长期不归,所以想法设法,通过各种手段把子女留在城里。有的送到乡下,总不放心,觉得这个队不行,那个队也不好,目的就是图个熟人和朋友,好把孩子再弄回城里来。”
以上的复杂情况不仅属于巴彦淖尔地区,当时全国各地都存在着为儿女回城或下乡延生出来的严重走后门现象,为了杜绝这股歪风邪气,中央和自治区党委都下了文件,巴彦淖尔盟委政府参照发文规定,“对走后门上学,参军进工厂,手段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要坚决退回。1973年元月后招收安排的职工,属于动员对象的一律辞退,动员下乡。凡是动员对象的,任何人都不能随便安排,各级招工招生征兵的领导机构,都要有知青办的负责人参加。从知青中招人,必须是下乡二年以上的,要经知青评议后,征求贫下中农的意见,县革委会批准才成。”“对违犯政策而招用的,不论是国营和集体,还是正式工、临时工,一律进行清退。没有留城证的被招了工,要回收留城证,从工作单位辞退。”“盟内各旗县本地知青下乡不满一年的,不能报考大学或中专,历届应下乡而没下乡的,包括办了手续人没去的,也不能报考,经批准缓下乡的,考学要先办下乡手续再报名。”同时,盟委在动员和安置政策上做了一些小调整,比如:“大的企业机关单位职工子女,可以分别实行一厂一社,几厂一社,对口挂钩,或分别按系统包公社,单位包大队。”“有病不下去的,可以留下来,但不予安排工作。对顽固不送子的职工和领导人,要先停止职务,等候处理。直至撤职,开除党籍。”
办法可谓想了不少,只是人们的认识随了知识青年政策的变化,和生存状态的恶化,主动响应动员的家庭和年轻人是越来越少。76年以后,知青下乡的动员工作走进了一片沼泽区,无奈之下,动员人员把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又搬了出来,“工作人员先单位,后敲锣打鼓到家里,十次八次动员家长放子女下乡。不愿下乡就上纲上线,认为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多次动员不下的,让子女和家长到乡下办学习班。”“对应下乡而没下乡的青年停止粮油供应,如家长还不送子女下乡,对家长也要进行一定的处罚。”“从党政机关、工厂、学校抽调带队干部,随知识青年一起下乡,下乡干部顶劳动锻炼任务。”“扩大知青办人员配置,要求大的旗县配10一13人,小的旗县配7-8人。”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粮食局有个家长说豁出去20年工龄不要,也不能让孩子下乡。”“有的借口投亲靠友,把孩子打发在外,把责任推在娃身上。还有的转移户口,或中途退学,或另立户头分散居住,逃脱动员。更有家长把没病的孩子,硬让住在医院里逃避下乡。”“还有的采取调动工作,将子女过养他人的手段。有的人有学校、单位、街道出的材料证明,弄得真假难分。”更多的家长采取看,拖,躲,顶的手法消极对抗。
如果说初时自觉自愿的下乡,是知识青年崇高觉悟下的一种人生选择,那么后期的做法,就有点闹剧式的行政无理作为了。本地知青是整个巴彦淖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走的道路和最后归宿也脱不出全国形势这个大窠臼。随着外地知青大返城,本地知青回城就业也成了必然,其后来享受的待遇和政策,也都搭上了知识青年各种安置办法的顺风车。所不同的有以下几点:首先,本地知青是本地城市市民的子女,大批量的下乡又逢运动的后期,加上生于斯长于斯,得人文、地理与政策之先,能近距离得到家庭呵护和保障,所受的“罪”实在说来,可忽略不计。其次,本地知青除先期下乡的部分外,后来的安置和组织工作都比较到位,按档案中的话说:“均安置在中等以上的生产队,一队8到15人,最少不能少于8个,便于管理生活和学习活动。建立知识青年队,每个队由公社调配2名大队干部、10户贫下中农,安置30到50人。”再次,知青最后大返城时,他们无后顾之忧,来去一身轻,谈婚论嫁,成家立业原就在这片土地之上,实在便捷又自然。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小瞧了本地知青,他和她当年的奉献精神,比大城市下来的“贵客”知青毫不逊色。他和她留在家乡农村的汗水和青春,同样是那个如火年代里一份光荣而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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