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20

烟盒引出禁烟故事

　　明朝嘉靖至清嘉庆、道光年间，中国的竹、木、牙、角雕刻艺术达到了空前繁荣和鼎盛时期。雕刻流派纷呈，名家辈出，高手林立。在传世的小型竹木牙角器具上不乏落有名家及普通艺匠名款的力作。然而同为这一时期集观赏、藏品想送至国内一线拍行（北京保利、北京翰海、中国嘉德等），亦可私下推荐。可询，一五二。四零一八，四七二二。徐女士！实用两全的竹木牙角雕刻的精品旱烟盒上却难觅刻家款名。这一现象颇费今人猜思，究其缘由与明清两朝皇帝对烟草和抽烟的好恶有着密切的关系。

　　嘉靖年间旱烟初始，烟盒尚处雏形。万历昏庸奢侈，无所不为，旱烟逐渐遍及全国，但旱烟盒尚未被完全视作有观赏功能的挂饰和身份等级的象征，故遗世精品寥寥。崇祯刚愎自用且猜忌多疑。他禁烟处罚之严酷，明清各帝无出其右。说来可笑，他禁烟并非出自吸烟有害，而是因关外清兵铁骑屡屡南犯，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时，京城称燕，烟、燕谐音，吃烟忌为燕都失陷。故先严禁，后又从洪承畴请奏，下令开禁，允百姓买卖、种植烟草和吸食旱烟。明崇祯进士杨士聪所著《玉堂荟记》中一段文字如实记录了崇祯虎头蛇尾的禁烟始末及忌虑、惶恐的心态。文载：“己卯，上传谕禁之，犯者论死。庚辰，有会试举人未知其已禁也，有仆人带以入京，潜出鬻之，遂为逻者所获。越日而仆人死西市矣。相传上以烟为燕，人言吃烟，故恶之也。壬午，余入京，鬻者盈衢，初以为异，已而知为洪督所请开禁也。”当时还虎踞关外的满清政权在禁烟一事上，可谓与明最高统治者不谋而合，北南呼应，清太宗皇帝亦于崇德年间着令户部严申禁律，颁布禁烟告示曰：“户部示渝官民人等知悉照得丹白桂（烟名）一事，不许栽种，不许吃卖，若复抗违，被人捉获，定以贼盗论：枷号捌日，游示捌门，除鞭挞穿耳外，仍罚银玖两，赏给捉获之人。倘有先见者恂情不捉，被后人捉获，定将先见者并犯者一例问罪”。律令之严，令人不寒而栗。告示一出，烟案四起，处以鞭挞、贯耳、游街示众和罚银者不计其数，并牵连了众多地方官员。然吸烟之风已燎原九州，最后顺治也不得不开禁。

　　康、雍、乾三帝虽都喜好鼻烟和鼻烟壶，并大力扶植，但从烟草与粮夺田，无益民生国计的高度考虑，对流传范围最广、吸食人数最多的旱烟仍下旨严禁。时人以“瑶池宴罢云屏敞，不许人间烟火来”的诗句描写康熙禁烟之力度。而乾隆亦力禁吸烟，但于其间又法外施恩，特赐其爱臣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纪晓岚旱烟管一杆，钦准在翰林院吃烟。至嘉、道虽也恶吃烟，但禁令已渐成强弩之末。

　　如此反复无常，从崇祯至道光这长达200余年中，时严时弛，朝令夕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禁吸政策，已令时人每每胆战心惊，无所适从。还有哪个文人、名家和艺匠敢抗逆圣旨而以名试法，在这不足三寸乾坤的旱烟盒上留下作为罪证的尊姓大名，从而引来杀身、投狱、革职查办之祸。因此清中期之前雕刻精湛的旱烟盒几乎都无款名。

　　清后期各帝,后视旱、水烟犹如米粮，一日不可缺，民间吸烟亦无犯律之虞。但是除了部分用金属批量制作的两用旱烟盒外，以竹木牙角骨等雕制的旱烟盒亦多袭前人旧习，不治款名。这无疑给古旱烟盒的断代和研究旱烟盒的雕刻艺术流派、风格及各地域的民俗风情等带来一定的难度，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些许无奈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