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仁宇的回忆录中了解中国大历史

从黄仁宇的回忆录中了解中国大历史

书名：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出版社： 三联书店

作者：黄仁宇

奔腾的黄河似有述说不完的历史，中华文明便是发源于黄河，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黄仁宇先生用“黄河青山”作为他本人回忆录的书名，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他本人年轻时“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异国求学苦读而后成为明史专家和著名历史学者的一生。

黄仁宇先生最初怀抱着成为拿破仑的梦想报名参加军校，而没有去延安。徳式钢盔、美式装备，崭新的制服和新式的步伐，部队更多时候被“展览用的军队”对待。这个外表现代化的军队的组织方式完全是明朝的方式，士兵之于长官的关系则完全建立在三国桃园结义和效忠主公的传统逻辑之上，只有家和家长，却无半分民族主义国家之概念。这个军队的领导者是被部下尊称为“我们的校长”的人，他所代表的上层的统治方式则仍然按照传统方式那般，建立一套理想空泛的儒家道德标准，自上而下地去推行这套标准，令各阶层效法，理想却远远脱离现实。依靠大部分在明朝生活条件下的农民苦苦支撑这支装备现代化的军队，反攻则是奢望，最终的胜利是绝望中苦等而来的，而非自己双手挣来的，黄仁宇作为这个军队的下级军官，自然无法成为拿破仑那样的英雄。经历了战后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和军事失败，他作为溃败方的下级军官流亡到美国，在异国他乡重新拾起书本，研究中国历史。回忆录中，美国的部分如同其它海外学子一样充满辛酸和被边缘化，出书的艰难以及偏远小学校任教60多岁时还面临终身教授被辞退的窘境，东西方文化夹缝中求生存，以及对故乡祖国的思念之情。中国历史研究乃至东亚历史在美国都属于冷门的学科，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改变了西方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些形势，而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出版更是在中美恢复建交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个人在大时代变革的洪流中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但人又很伟大，黄仁宇先生用一生不懈地探索和研究中国历史，他的宏历史观，用通俗直白严谨的语言传播给想要理解的年轻人和入门读者，将他的伟大理想传给下一代。他的经典著作《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改变了无数人的历史观和人生观，而且无论在何时都不过时。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曾这样说过，而西方世界对中国历史的了解要么是白雪公主要么就是老巫婆。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观有别于主流西方科学技术的方法研究历史，浩繁如海的历史大数据，用当今流行的计算机算法语言可以这么认为，MapReduce将大量的数据分而治之然后在递归，而大历史观则无需考虑细枝末节，它考虑是整体架构和脉络。

笔者将自己所浅显理解的中国大历史如下记录。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孕育于黄河，黄河流过的大片土地，夹带着大量的淤泥，给农业耕作带来大量肥沃的土壤同时也常常淤塞河道，造成灾难。治水一直都是历代帝国永恒的主题，从上古时代的大禹治水，李冰的都江堰，甚至到了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大人身处广州对于漕运和河道的问题更加关注。对于水患，只有一个统合所有资源、同等对待各方的中央集权政府才能提供所需的安全保障。而那条著名的十五英寸的等雨线，暗合中华文明的象征——伟大的长城，长城两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长城又像是太极中两条黑白分明、头尾互咬的鱼，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这两种文明此消彼长，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历史。庞大的国防对于农耕文明，同样促其统一为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以对抗马上游牧民族发动暴风骤雨式的侵略。漫长的中国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秦汉帝国时期、唐宋帝国时期、明清帝国时期。

秦始皇下令书同文、车同轨，中央集权，建立郡县制，边防建立坚固的长城用于防范游牧民族。汉帝国继承了秦帝国，皇帝是天子，而皇权之下是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僚机构和底层民众，如此的中央集权统治需要共同的意识形态。春秋战国是个战乱时代同时也是黄金时代，古代先哲辈出，百家争鸣。百家中最主要三家，儒、道、墨，因环境和战乱，先哲们考虑皆是人与人、社会与政治间关系，甚少如古希腊的思想家们仰望苍穹思考人和自然，中国是否注定政治上早熟。无为而治的道家和兼爱非攻的墨家都被帝王的统治者舍弃，重秩序严等级的儒家是统治者和官僚们而言最合适不过。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道”便定下了儒家不可动摇的地位。汉代的思想家便是儒家的继承者，汉代儒生越来越多登堂入室成为帝国的官员，以凝聚共同的意识形态。

隋唐帝国是第二帝国，中华文明最光辉璀璨时期，同时它也最开放、包容，外向型帝国的皇帝恰是胡汉混血血统。

雕版印刷的发明和流行，令文化和思想得以传播，也是官僚沟通和传播思想的工具，有利于大批文官凝聚成一种共识，强调意识形态，却抑制了科技的进步。隋唐的盛世，而欧洲大陆正处于黑暗时期，或许正是印刷术和纸张传入欧洲，才有欧洲文艺复兴。追溯时代，鸦片战争时期的失败和以及沉睡中的帝国，此时的巨大失败岂不就是因为彼时成功埋下的苦果。宋代对商业经济和军队做出了探索性的变革，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当时商业发达的景象。经济强国一定是强国，宋朝政府便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反例，一再被单一朴素的游牧民族从北边赶到南边，最后被赶到海边。宋朝的政府为商业和军队制度做出改革，却迎来惨淡的结局。

明清时代，现代留存的长城是明代政府建立的，明太祖赶走了元朝蒙古的统治者，只是把他们赶到墙外，还要时时提防他们季节性台风般的侵犯。明朝政府内卷化的，强调朴素自然经济，庞大的小自耕农被固定在帝国的鱼鳞册和黄册之上，而底层百姓之上便是三十多万通过八股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官僚管理阶层，以礼治国，礼则是一切社会行为和标准，道德和礼弥补着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的鸿沟。《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历史的横切面，为读者揭示了在凝固制度下整个官僚结构运行的内部构造原理，理性、人性和自相矛盾性。明朝毁于经济衰退、官员腐败、宦官乱政、朋党之争。满清入主中原，它继承了明帝国的一切，土地、人民和制度。所谓康乾盛世，稳定、和平的阶段，清帝国连续经过三代的励精图治且精力旺盛的皇帝兢兢业业地开阔边疆、惩治贪腐、兴修水利，呈现出盛世的景象。然而盛世下的危机，人口负担越加沉重，人均的土地越来越少，土地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官绅阶层。底层百姓一生都挣扎在贫困和饥饿中，他们的记忆和纪年多半以洪水和旱灾有关。明代官员，朋党之争，士人多好名，例如海瑞便准备好棺材与嘉靖进谏言。清代皇帝为维护满族统治和避免党争之祸，一是文字狱，二则给予官员利，清代的士人要么埋头考据要么乐得贪它个盆满钵满。尽管清朝将封建官僚统治经过修修补补，将外表精致地修饰到顶峰，但依然阻挡不了其自身的腐败和本质上的衰弱，纸糊的城墙始终是要被坚船利炮给攻破。

近现代历史上一百五十年的剧烈冲突之变革，外部的剧烈冲击和内部剧烈震荡，中国在曲折蜿蜒中螺旋式地向上缓慢前行。中国自身巨大的问题，孙中山先生认为是巨大人口带来的均贫问题，引进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促使国民政府建立了现代化的上层部分。而在均贫的普遍问题之上还有更为普遍、严重的问题，鲁迅所说“吃人”的礼教之下贫富间的等级压迫和野蛮剥削时时威胁到作为大多数的底层百姓的生存。庞大的农村和农村人口一直被历史改革者们所忽视，毛主席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真正关心劳苦大众，解放他们，为他们追求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