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人对北京的想象只是立交桥、高速路，只是国贸CBD、“宇宙中心”五道口。你带他去东五环外的城边村看看，他自然不相信这里也是北京的地界儿。在这样的城市想象框架里谈论城边村，也就跑不出“脏、乱、差”的调调。官方话语与百姓观点在这方面似乎没什么争议。甚至，连在城边村生活的人们也不例外。2017年秋在北京皮村开展的一项关于流动儿童的调查，让孩子们叙述他们对皮村的印象。他们用了这样的词汇：“很多脏东西，有些乱，拆拆拆，盖盖盖，人很多，没有多少树。”正面的评价也有，但是少。当我们关于某一事物的理解，由一些“透镜”过滤而成，在泡沫一般的虚幻中达成，我们很容易将片面的、表象的事实，当作完整的事实。
今年11月北京大兴的火灾，让城边村再次以“安全隐患”的污名出现在公众舆论里。这没有带来管理部门的整改措施，却加速了“疏解低端产业，清退外来人口”的治理行动。我看到一种高论：“北京高度现代化的中心城套着肮脏的大围脖，围绕北京中心城的是什么，是几万人组成的枷锁。”真形象！合着城边村和生活于其中的人都是某种束缚和阻碍。人们在寒冷彻骨的冬季，被驱离工业区、群租房、城边村，流落街头，还被冠之以“DD人口”的时候，大众的朴素正义被唤醒，掀起了舆论的滔天巨浪。这或多或少，让暴力行为，有所收敛。让清退行动，有所放缓。在对城边村以及城市化的本质没有经由充分讨论、没有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你又能指望什么呢？
我认同文贯中关于城市化的论述“城市化本质上是人的城市化，而不是‘只化地不化人’。”理想状况下，乡村人口为了更好的生活离开农村，在城市里就业、生活，成为市民，而后在城市里养育后代。可现实是城市的门槛没那么好进。要越过学历、技术、户籍层层关卡，才能享受市民的基本权利、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老实说，这样的关卡是极其难以逾越的。别说进城务工的打工者了，哪怕是大学毕业生也难以顺利地转化成市民。2008年廉思对北京城边村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地的调查发现，大量高校毕业生聚聚在这些村落里，工资微薄，生活局促，而又充满希望，积极地工作和生活。他将这个群体命名为“蚁族”。2014年央视新闻1+1栏目连续播出三集追踪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的报道。此时，他们聚居的村子已经拆迁，聚在了更北面的北四村。对比之后发现：蚁族群体规模不降反增，生活境况却改善不大。留京的意愿比之前的调查要低。虽然这里有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在令人绝望的房价面前，还是会让人萌生退意。高学历的白领尚且如此，从事体力劳动的打工者呢？他们对于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连留下来的念想都不敢有。他们卡在城乡之间承受着难言地撕裂之痛。家庭的撕裂，身份的撕裂，生活的撕裂……
为什么会这样？吕途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中论及城边村的秘密。资本通过占据城市中优势的空间和土地，弱化或贬低劳动价值，打工者负担不起高昂的房租、房价，被迫前往城边村生活。在这样的逻辑下，城市化的进程中必然伴随着城边村的涌现。这种分析非常彻底。打工者应该是在城市中工作、生活的市民，或者是在乡村安居乐业的农人。而非迷失在城乡之间的群体。我也认同这样的应然状态。可是，实然世界的种种限制，让打工者“一步到位”式地完成城市化困难重重。在此背景下，城边村有其重要意义，它是一个必要的中转站，是进城的过渡管道。生活在城边村里的人们，一面与他们的家乡保持着人员、金钱、资讯往来，一面与城市时刻产生着连接，谋求自己或后辈融入城市的机遇。
道格·桑德斯的著作《落脚城市》让我们得以检视不同时期各类城市对待“落脚城市”的多种政策、规划实验及其成效。毫不客气地说：对城边村的本质缺乏认知或不想认知，而决绝地实施所谓光鲜的、科学的城市空间规划，往往收不到理想的效果。
法国埃夫里的金字塔小区，是20世纪60年代巴黎周围许多国家规划的建筑中“最具理想性的一座”。这里本是为中产阶级而设计的。但他们却没有如政府预想的那样，离开极度拥挤的巴黎市区。而后，因为租金低廉，金字塔小区成为非法裔劳工的集散地。这里建筑密度低，还有一座大广场。如桑德斯所言“公寓颇为宽敞，具有现代化都市气息。”可惜，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没有成功地过渡为巴黎市民，反而卷入了2005年法国市郊贫困地区暴动。桑德斯在实地探访这个小区，并从多位居民那了解情况后，发现这个住宅区的问题根源在于：这里没有让人们顺利转变为城市人的条件。包括：购置房产的可能性，就业机会，便捷的交通，有机的社群等。无论这座小区是否为迁移人口专门设计，小区空间的规划没有充分考虑到居住者的属性和需求，自然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桑德斯还描述过政府联合扶贫机构为贫民窟居民提供了整齐划一的公寓住宅，而这些居民转手将公寓卖给了中产阶级，自己重新回到贫民窟中生活。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西班牙政府对待帕尔拉小区的摩洛哥人的政策，充分吸取了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对待移民的经验教训。他们没有将移民视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群体。而是主动向他们开放公民身份和房产持有权。2008年耗资二十亿欧元，促使乡下人口成功转型为城市居民。这些优惠措施包括：特殊教育、移民接纳与适应、就业协助；寻找及兴建住宅，普及社会服务，提供专门针对移民的医疗看护；协助女性融入社会，促进平等待遇；推进小区参与及小区建构。2008年末，西班牙陷入经济衰退，外来移民面临失业危机，但像帕尔拉这样的移民社区并没有沦为社会动荡中心。
目前，如同大兴新建村这样的村子，都在被清理、整治的行列。其它城边村的群租公寓也难逃拆除命运。其实，北京拆除城边村并不鲜见。只是成效如何难以定论。唐家岭拆了，白领们又聚到更北面的北四村；798整治了，艺术家们又凑到更东边的宋庄。2014年崔灿灿等人发起了一项北京五环与六环之间城边村的田野调查。他们发现北京周围的城边村，正在形成丰富的社会生态，并不是铁板一块。当然，这些是入不了城市规划者、城市管理者法眼的。
这些被清退的人们，他们会到什么城市生活？目前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见的是：他们在另外一座城市，获得市民身份并没有变得多么容易。他们进入城市的门路也没有就此变得明朗。他们的创业、就业机会、购置房产的可能性并没有增加多少。与此同时，他们在北京所付出的一切辛劳，苦心经营的关系网络，日积月累形成的一些资源，在朝夕之间蒸发一空。对北京而言，有人走，又有人来已是多年的常态了。那些走了，又回来的人们，曾被称为“洄游人群”。他们因为各样原因离开北京，后来发现投奔的地方不如北京的就业机会多，又纷纷回来。但如今北京的“城门”正在缓缓关闭。游来游去的人们，又将减少一种选择。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