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诺齐克，比罗尔斯小17岁，最后都在2002年去世。
诺齐克和罗尔斯在许多方面是对立的两极。罗尔斯为人极为谦逊温和，认真对待自己受到的所有批评质疑，也做出了许多细心的回应。而诺齐克的名著出版之后，同样是评论如潮，但诺齐克一律不搭理，早就转向了别的研究领域。
罗尔斯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美国富裕家庭，但他的理论却特别注重平等，为弱势群体说话。而诺齐克，他是第二代移民，家境并不富裕，在学生时代还参与过社会主义的团体，但最后却转变成一位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哲学家。
在学术风格上，他们两人的反差也很鲜明。罗尔斯是典型的刺猬型大师，一生专注于正义问题的研究。而诺齐克却像是一只活跃的狐狸，研究主题涉及广泛的哲学领域。他在哈佛教了30多年书，一门课从来不讲第二遍。
诺齐克和罗尔斯差别这么大，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好朋友。诺齐克对罗尔斯的《正义论》评价极高，他说“从此之后的政治哲学家，要么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内工作，要么就必须解释为什么不这样做”。
但是，诺齐克自己恰恰就是罗尔斯理论最著名的反对者。在自由主义内部，罗尔斯和诺齐克形成了对立的两极，罗尔斯在最左端，诺齐克在最右端，构成了当代西方国家社会制度的选择边界。
诺齐克对罗尔斯究竟作了什么批评呢？他认为，罗尔斯没有完全充分地尊重个体权利，理论不够自洽，只能算“半个自由主义者”。
罗尔斯说，一个人天生的优势完全是偶然的运气，不应该由此获得分配的优势，除非这种优势能让处境最差的人获得改善。
诺齐克说，这岂不是把个人天赋当成了公共资源来分配吗，凭什么呢？诺齐克举了个例子，你天生有两只明亮的眼睛，而我天生双目失明，那为了公平，你是不是应该捐一只眼睛给我呢？这显然不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
如有两家蛋糕店，一家老板是个销售天才，生意特好，另一家没人光顾，最后倒闭了，员工全部失业。那么生意好的那家蛋糕店，难道就应该出钱救济隔壁失业的员工吗？
诺齐克主张一种完全彻底的自由主义理论，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社会经济问题上，都要把个体权利放到最高位置。这种自由主义被称为“自由至上论”，诺齐克的论证有两个关键要点。
第一点，他所有论证的起点是个体权利的绝对优先，你要对个体权利作出任何限制，都要给出很强的正当理由。
第二点，就是要在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地坚持自由主义。他要为不受任何干预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做出道德上的辩护。
一般人们谈到资本主义的好处，都是说它经济效益好，发展速度快。但诺齐克不关心这些问题，他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完全是出于道德的理由。他说，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一个最为正义的社会。
这个听上去奇怪的论点是怎么论证出来的呢？诺齐克说，我们先别着急想分配问题，先看我们持有的东西。核心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持有的东西在道德上才是正当的呢？
首先，我们能正当拥有的当然就是我们自己。诺齐克叫“自我所有权”，这项权利应当免于一切外部的侵犯和干涉。
但只拥有自己是活不下去的，我们还需要获得资源和财产。所以，诺齐克就提出了他的三项正义原则。
第一条正义原则是“获取正义”。如果你最初获取的财产是正当的，是通过劳动占有天然资源，像是你开垦了一块无主荒地，自己种庄稼，没有侵犯他人财产，那持有就是正当的。
第二条是“转让正义”：如果财产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整个过程没有巧取豪夺，是通过自由自愿的交换或者馈赠，那转让就是正当。
第三条原则，就是“矫正正义”。对那些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得来的财产持有，不管经历了多少变化，都要作出矫正。
诺齐克相信，有了这三条原则，就可以来评价所有关于财产持有的正义问题。
那么社会、国家呢？
诺齐克说，答案已经包含在这三条原则里了。建立国家，一个基本的功能，就是收税。收税一方面是供养政府，换取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征税实现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
那弱势群体怎么办呢？诺齐克会说，那要看弱势是怎么造成的。比如黑人由于受到种族歧视，被侵犯了很多自由权，造成了不利的处境，就需要按照矫正原则来补偿。
但其他一些不利处境，比如天生残疾、不够聪明或者个人懒惰而贫困，只要不是他人强制造成的，那就无法正当地要求补偿。诺齐克说，贫困是不幸的，但不幸并不等于不正义。
诺齐克心目中理想的国家是什么形态呢？就是一种“最小国家”。最小国家根本不应当关心社会经济的分配问题，只要保障人的基本自由和安全，保障持有财产的程序正义，不应当再有其他功能。
诺齐克认为，这样的最小国家会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或者说是一个乌托邦的框架，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小乌托邦群体。佛教徒可以自由结成佛教社群，共产主义者也可以组成共产主义社群，唯一的条件是彼此自由自愿的同意。在诺齐克看来，这才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社会，可以最大限度地让人们自由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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