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学特色。
第一步是招生。
前面说过，孙中山希望未来的革命军，能摆脱“广东依赖症”；
军校的生源，自然也是越丰富越好。
问题是，在1924年的中国，黄埔军校是不可能去那些军阀控制下的省份，公开招生的。
孙中山把这个难题，摊派给了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外省代表，让他们在返回各地之后，秘密主持招生。
刚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就是上海地区的招生负责人之一，北京的负责人则是李大钊。
因为招生是秘密进行的，考生在地方上看不到学校简章，没法揣摩考官的喜好。
他们只能凭自己原有的学识和思想倾向，完成国文和数理化初试，合格者可以拿到证明和交通费，自己去广州接受复试。
1924年6月开学的黄埔一期，原定只招收470人。
实际抵达广州参与复试的，却有来自10多个省的1200多人，所以后来又扩招了一部分。
最终录取的学生里，湖南人是最多的。
因为建军任务紧迫，黄埔二期、三期生，同样在1924年之内招录完毕。
他们不仅延续了省籍多样的特点，还有来自海外华侨社区和越南、朝鲜的新生。
除了省籍多样以外，黄埔新生的文化程度也值得一提。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青年的救亡意识日渐上升，从军报国成为一种流行风潮。
而这一代青年，大部分出生在甲午战争之后，从小接受的就是新型中小学教育，文化底子很好。
听说黄埔军校招生，许多报国无门的中学毕业生，甚至是大学生，纷纷涌向黄埔岛，打破了“好男不当兵”的传统偏见。
在黄埔一期新生里，有68%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甚至有200多位已经读过一年以上的大学或者大专。
二期、三期学生，平均文化程度也很高。
一期生里的范汉杰，当时已经是粤军少将，入学时都快30岁了。
28岁的浙江小学老师胡宗南，因为身高不满1米6，复试前被考官刷掉。
路过的廖仲恺看他抱头痛哭，觉得人才难得，特许他参加复试，这才得以入校。
当然，也有年纪小的。
歌手刘若英的祖父刘咏尧，当时不满17岁，把年龄改大了两岁才被录取。
这些籍贯、年纪、社会背景大相径庭的新生，编在同一个队里，不仅结成了深厚友谊，还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之复杂、革命任务之艰巨，有了实实在在的感受。
可以说，黄埔虽然偏居一隅，却能放眼整个中国。
有了学生，还得有老师。
在这方面，黄埔军校吃到了一个意外的红利。
1923年，华北地区历史最悠久、军事学素养最高的保定军校，因为财政困难停办。
一大批经验丰富的教官和年轻军人因此失业。
蒋介石曾在保定军校的前身陆军速成学堂读过书，他通过私人关系，延揽了一大批“保定系”教官到黄埔。
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陈诚、张治中、刘峙，都是在“保定系”校友的举荐下，进入黄埔军校任职。
在早期的黄埔教官里，“保定系”军人占到六成以上。
他们除了理论水平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广东人的比例低：
这符合孙中山的建军思路。
除了“保定系”，来自云南讲武堂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教官，数量也比较多，他们带来了讲究纪律、重视操练的风气。
当然，不能忘了苏联教官。
黄埔早期的苏联教官，前后超过80人。
他们大部分参与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内战，对机枪、火炮、无线电、工兵等专业技术兵种有着丰富的经验。
没有苏联教官的帮助，后来黄埔军校的“实战教育法”将很难发挥功效。
在黄埔军校早期的教职员工中，共产党员的作用尤其突出。
要知道，1924年时，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还不满1000人，其中至少就有45人在黄埔任教。
前三期学生里，毕业前已经入党的更是接近300人。
他们不仅给学校带来了组织性、使命感和意识形态武器，还建立了系统的政治教育制度。
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周恩来。
1924年秋天，正在欧洲的周恩来受邀前往广州，出掌黄埔军校政治部。
在那之前，国民党自己捣鼓了半年政治教育，却乏善可陈。
周恩来上任后，规定每两天就要上一堂政治课，内容不仅有理论教学，还会邀请其他中共领导人和政界名流来办讲座，给学生讲国内外形势，讲农民运动和罢工，讲中国革命史。
毛泽东和鲁迅都曾经出现在黄埔军校的政治课堂上。
另外，政治部还鼓励学生办报纸，成立话剧社，让年轻人有了自我表达、交流思想的机会。
这套方法随后也用在了建军的政治工作中。
用一期生杨其纲的话说：“从此以后，同学们不仅知道该怎么放枪，还知道枪要对着什么人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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